家乡剑川的白族人，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也和汉族人一样过中元节。每年农历七月初一，每家每户都要开始为祖先准备“金银冥财”。这些“冥财”是用专用的黄色纸和银色纸叠出来类似金元宝和银元宝的样子，再用一个纸糊的袋子或者盒子装起来。这些袋子或盒子，当地人称之为“包”，每个包上面填写好要祭祀的祖先的名讳。七月十四日这天晚饭前，家里做好八大碗供奉在祖先堂，子孙后辈跪在堂屋中，念着“包”上祖先的名讳和供养后辈的名字，念完后“化”（即烧）入火盆中，以示给祖先寄送金银之意。

每年的中元节基本上都在暑假。所以，从小学一直到读研究生以前，家里为祖先准备的“包”都是由我来负责写。家乡风俗，嫁出去的女儿，如果父母或者兄弟有亡故的，也要在婆家准备好“包”，然后送回娘家，请娘家亲戚在中元节当天帮忙“寄送”给故去的亲人。我每年都要帮祖母为她的父母写两个“包”。因为曾外祖父母的姓名实在奇特，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曾外祖父的名讳是“姜公讳子云”，而曾外祖母的要写“姜母無氏常莲”。祖母一家实际上并非真正的白族，他们的父辈原本是四川的汉族移民后代，民国年间才从老君山迁居到剑川县城以南的水寨村。据说，他们以前在家都说四川汉话。只是搬下来后与村里的白族人交往后才开始说白族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祖母和她的兄弟姐妹们的户口簿上都被标注成了“白族”。但是，一直到现在，祖母一家甚至我们这些后辈的“汉人血统”仍然被村子里的老一辈人深刻地记忆。在村子里，如果我们跟其他家在田地用水之类的问题上有些争执，有些人还会提示我们祖母家族“四外子”或“汉文子”（音译，“四外子”即为“四川籍外来人”；“汉文子”即白族人对汉族人的称谓）的外来身份。而祖母家族的我们几位表兄弟姐妹在读书方面颇有过人之处，前些年屡屡考上重点大学。村里老人也会说，因为我们有汉人血统，总是比本土白族人聪明一些。

剑川白族话中称曾祖母或曾外祖母为“阿太”。而在剑川白语称谓中，“外公”、“外婆”与“爷爷”、“奶奶”是一样的，并不区分“内”和“外”。祖母的母亲，也就是我们的曾外祖母，被我们称为“汉太”（音译，即说汉话的曾祖母）。父亲这辈人则称她为“汉奶”（音译，即说汉话的奶奶）“汉奶”和“汉太”的称谓，只限于曾外祖母的外孙、外曾孙辈，姜家的孙辈和曾孙辈并不称她“汉奶”或“汉太”。曾外祖母去世于年，享年90岁。反推上去，她应当出生于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三年。她去世那年我才一岁，因此对她的了解仅限于从长辈口中偶尔听到的一些关于她的零碎信息。以前听母亲说起，曾外祖母是一位说汉话的小脚老太太。她有一双三寸金莲，所以母亲当年为了给她做鞋，还要找专门的小脚的鞋样。（与她同时代的剑川乡村里的白族妇女似乎很少缠足。祖父的母亲，我的曾祖母，就是天足。）我还曾听姑姑们提起她们的外祖母，令她们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小时候不会说汉话，每次跟自己的外祖母说话都是涨红脸连比带猜的。我对曾外祖母最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每年写“包”时候的那一行字：“姜母無氏常莲”。

记得以前我经常问祖母：“您的母亲是哪里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姓無的人。”据祖母说，她的母亲来自一个叫“曲硐”的地方。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后来，我读研以后，有一次翻看地名志，无意间发现“曲硐”其实就在今天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永平县，是今永平县的一个回族聚居镇。今大理到保山的高速公路有一个休息站就在“曲硐”。我看到这个地名后，心里不禁想，曾外祖母又是怎么从永平到达今天的剑川的呢？前年假期，在与祖母的闲聊中，她开始给我讲述她母亲的故事。

曾外祖母無氏，自称是曲硐地方土司官家的太太，并育有子女。（她的三寸金莲说明她娘家和夫家的条件不差，至少不需要她承担高强度的劳力活）有一年，他的丈夫在与他人斗殴中不幸身亡。（原因不详）她的丈夫去世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有个人给她报信说仇家当天晚上要来抓她，让她赶紧跑。于是，她简单收拾了行装，留下孩子，只身从曲硐的家里跑了出来。她从小路一直跑，跑到一条大江边，江上有一根独木桥。她想了一下，脱了鞋子，光着脚俯身趴在独木桥上，小心翼翼地过了江。据她后来跟祖母说，当她过到江对面，回头看到追她的队伍打着火把已经到了江边。那些人可能看到她留下来的鞋子，以为她跳江了，于是便不再追来。

之后的几天里，她担心自己的行踪被发现，一直不敢走官道，只是在山里顺着大江往上走。她一双小脚，白天赶路，晚上如果找不到投宿的地方，就爬到很高的大树上休息。因为她知道在深山老林里有各种野兽出没，晚上休息时只能爬上树才能相对安全。她沿着大江，不知走了几天，先后经过炼铁、乔后，走到了剑川的沙溪。随后，她又从沙溪出发，向剑川县城方向走。据说，她走到剑川县城那天正好是“小霸王破城”那一天。（小霸王指的是民国时期滇西一带的土匪王正武，根据地方史志资料记载，小霸王攻破剑川城，大概是年年底，当年曾外祖母大约28岁）她没进城，而是停留在剑川县城外的水寨村。笔者结合祖母口述中出现的地名，大致判断曾外祖母从曲硐逃到剑川的路线应该是：从曲硐向东出发，往漾濞方向，顺着漾濞江往上游走，取道苍山背面，经炼铁、乔后，抵达剑川沙溪，再从沙溪到剑川县城外。

当时，水寨村的南寨有一座庙，庙里有个守庙的老婆婆。老婆婆看她可怜，就收留了她。于是，她就在这座庙里住了下来，帮着老婆婆干活。过了一段时间，老婆婆给她介绍了一门亲事。在丽江与剑川交界的老君山区，有个地方叫河源，这里有一户从四川迁徙过来的姜姓耕山农。姜姓男主人家因遇变故，家中妻儿在短时间内陆续亡故。南寨守庙的老婆婆把無氏介绍给姜姓续弦。無氏想着，自己在他乡孤苦伶仃，既已逃出，再无可能回到曲硐家中。常年跟老婆婆守在庙里也不是个事儿，还不如寻个平实人家，重新组成家庭。她于是答应了这门亲事，嫁给了姜姓男子。

这名姜姓男子就是我祖母的父亲，我的曾外祖父，姜公讳子云。据祖母回忆，她的父亲在山里属于比较能干的人，虽然身为汉人，但能通解白语、西番语（即今普米族）、古宗语（白语称藏族为古宗）和摩梭语（白语称纳西族为摩梭）。曾外祖父家不知从何时从四川迁入老君山区。但从地图上看，丽江与四川的盐源、攀枝花等地交界，曾外祖父家很可能是清末从川滇交界区进入丽江的老君山一带进行耕种的耕山农。曾外祖父有可能是第二代移民。

曾外祖母無氏嫁给曾外祖父后，抚养他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之后还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的祖母就是他们最小的女儿。祖母生于年。大约在—年左右，山里的生活日渐艰难。無氏便同丈夫商量，她说自己在到山里来之前，曾在剑川城以南约一里地的水寨村南寨的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她知道那个村子有很多公田地没人租种，他们可以搬下山去那里生活，到坝子里面，出路总归比山里多一些。不久后，無氏带着一家大小从丽江的老君山区搬到了剑川城南的水寨村。据我的祖母回忆，他们搬下来的时候，她大概只有七八个月大。因此，这个时间节点断在—年之间是比较合理的。

下山后，姜姓一家人在水寨村，租种水寨村的公田地。这里要稍微说明一下，水寨村，又名向湖村，这个村子就是近代云南历史上著名的白族学者赵藩的故里。能干的曾外祖母带着一家人在租来的田地里种玉米，养牛。没过两年，他们就用杜契（即死契）置办了一些田地，在庙旁边住了下来。不久后，曾外祖父不幸去世。曾外祖母一个人拉扯着五个孩子，在水寨村里继续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他们家的成分比较好，属于赤贫的被剥削阶级。曾外祖母的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之后的土改中受到了重用。她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姨奶奶，后来被培养成了党的少数民族女干部（她的民族识别成了白族），任中共剑川县甸南区党委书记，在当地很有威望。姨奶奶参加工作后，曾经因公干到永平曲硐去。她向当地人打听，有没有听过“無常莲”这个人？得到的答案，都说她早在解放前就死了。她便也不再追问。年，曾外祖母無氏故去，享年90岁。她的下半生都在水寨村的南寨渡过。据家里长辈说，她生活在白族村落中，虽然也能听得懂白族话，但一直坚持说汉话。他的子孙们在外说白族话，但回到家就得跟她说汉话。

曾外祖父母的几个孩子，前妻留下来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回到老君山的母舅家，二女儿嫁给了剑川岩场沟里的四川汉族移民后代。曾外祖母無氏亲生的三个孩子最终都留在水寨村。她亲生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爷爷，娶的是当年从老君山带回来的汉族童养媳。大女儿嫁给了本村白族李氏家族从邻村前舍登刘姓过继来的儿子。小女儿则嫁给了因土改分房而从邻村前舍登搬过来的白族刘姓人家，也就是我的祖父。从她们的婚姻关系来看，虽然姜姓一家在曾外祖母的带领下从老君山搬到水寨村落籍，尽管在新社会的环境下，第二代人的婚姻关系仍然没有进入水寨本村“土著”民的通婚范围内。所以，他们只能与老君山的亲友或者同样被视为是“外来人”的前舍登刘姓结亲。这样的“壁垒”到了第三代人，也就是我的父辈，才开始改变。水寨主要的赵姓、段姓、杨姓等才陆续与他们结成婚姻关系。以姜家为中心的这几户姻亲，连同其他几家“外来户”，共同聚居在水寨村南寨的最里面。

为什么要把“汉人阿太”的故事写出来？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感情，也是我这几年来回到故乡村子里，从自身出发对村落人群历史和现状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美国学者史景迁《王氏之死》一书的影响。几年前，当我读完《王氏之死》所告诉我们的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我惊叹于史景迁先生给我呈现的与以往严肃考证、讨论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研究和叙事模式。当然，我写“汉人阿太”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复制史景迁的模式。我的口述史料多出自于祖母的转述，她的故事也没有那么惊心动魄、骇人听闻。

从时间轴来看，曾外祖母离我并不是很遥远。她出生于清末，她坎坷而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发生在民国时期。她是西南边陲小县的一个普通妇女，她前半生的命运却跟近代以来西南地区的一些关键词勾连在一起：“土司”、“土匪”、“移民”、“耕山农”等等……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传统白族村落中的汉族移民家族的历史。从这个家族的亲属称谓以及他们所处的村落社会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和“汉”之间时而模糊时而泾渭分明的界限。姜姓家族在白族聚居的水寨村定居后，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及其后代的民族身份都是“白族”。我的祖母和他的哥哥、姐姐，都能说流利的白族话。当然，与村里其他普通白族人相比，他们的汉话水平非常高，丝毫没有白族口音，还略带四川口音。对于姜姓家族及其后代而言，“汉族”的血统是家族的一个历史记忆而已。而他们的白族亲家在这个问题上又似乎分得比较清楚，曾外祖母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白族人，她的外孙辈和曾外孙辈都在她的称谓前加了一个“汉”字。对于白族人而言，语言是最直接的族群区分标志：说白族话的是白族，说汉话的是汉族。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一种存在于白族人心目中的以语言为标准的“你群”与“我群”之分。事实上，思考自己到底是哪个民族这样形而上的问题，从来都是学者或者族群内部知识精英所面临的问题。对于村落里的普通农民而言，操心当年雨水是否合适，粮食是否增产或者田里的蚕豆苗有没有被邻居家偷走的问题似乎更为切合实际。

文末，我想附上一幅地图，标识一下曾外祖母活动的路线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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