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个故事

阿公

（“红樱桃故事奖”征文）

旧情，旧物，旧人生｜“红樱桃故事奖?冬季号”征稿函

◆◆◆

文

唱歌的老牛

清明祭扫那天，站在阿公的坟前，望着空中飘散的青烟和纷飞的纸灰，我突然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

阿公去世已近20年。可每当这一大家三十余口人聚在一起，关于他的话题总会不时出现。七十多岁的三伯总爱说：“你们的阿公在我这个年纪，炒胡豆依然咬得蹦蹦响。现在谁的牙口能比”；年逾五十的大姐夫回忆起第一次进冯家的门，最难忘的是“吃饭时，阿公让我坐他旁边”；同辈的兄弟们斗酒，就有长辈说：“阿公在时，不论春夏秋冬，不管酒好酒坏，每餐只一杯酒，绝不贪杯。瞧瞧你们，一喝起来就没个完……”；十几岁的孩子们捧着手机打游戏，也有人会想起阿公：“阿公……不，你们爸爸妈妈的阿公，快九十岁依然每天坚持读《参考消息》。你们也学一学……”这些曾孙辈的孩子们放下手机，一脸迷茫地问：“阿公是谁？”

我想，我该给他们讲讲关于阿公的事了。

可一提笔，我发现要把阿公的故事讲清楚并不容易。阿公在世时，很少谈及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偶尔从阿婆和几个伯伯的只言片语中得来的信息，又有许多模糊和矛盾之处。

就这样，写了几行的稿子在电脑里一放就是几个月。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妻子在档案馆查资料时，竟机缘巧合发现了阿公的档案！这套档案中最早一份材料的落款是年，其时阿公42岁，和此时的我正好同龄。当我打开档案袋，翻看着一张张泛黄的档案，不由有些怀疑：这不可思议的巧合难道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也许阿公也觉得，关于他的故事，的确可以说一说了。

乡间的公子哥

阿公就是我的爷爷。我家祖籍广东，湖广填四川时迁来成都，所以爷爷叫阿公，奶奶叫阿婆。整个家族何时从广东迁来？又如何辗转定居此地？已没人能说清楚。但直到阿公去世前，家里的称谓一直沿用祖籍的习俗。

阿公身形高大，胡须和头发常年刮得光光的，一身深蓝色长褂或是蓝呢中山装总是一尘不染。这或许与他作为医生的职业习惯有关。记忆中，阿公每天早晨去诊所上班前，阿婆会端来一盆热水，他先洗手，然后用毛巾细细擦脸，还要摘下帽子，用毛巾将光头反复抹几遍，这才将毛巾扔在脸盆里，仔细戴上他的帽子，出门而去。回家后，同样的程序会再做一遍。

阿公的讲究与他所处的乡间有些不相称。更不相称的是，他虽居于农村，却从未下地做过农活。不过，说起春种秋收，各种农事他又无不知晓。就如同他对于各种菜肴，什么口味，如何烹饪，品评起来总是如数家珍，头头是道，但却从不下厨具体操作。阿婆说：没办法，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就这样。

阿公兄妹四人，他排行老三。两个哥哥一个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一个在地方当乡长。在阿婆的记忆里，她嫁给阿公时，家道虽已败落，但依旧是“长房和二房各有个两进的大院子，你阿公有大瓦房几间。家里的二三十亩地也不用自己种。”

“大户人家”的生活场景已经无法想象了，但从档案里两张阿公五十年代的照片上，还能依稀看到当年“公子哥”既温文尔雅又简傲绝俗的神韵。

从这样的“大户人家”里成长起来的阿公，处处沿革着一些大家族的“传统”。儿时印象最深的是，阿公每日不论何时回家，阿婆都已做好饭，一家人坐在桌前等他。有时等到菜凉，他才回来。为何晚归，没人敢问，他也不说。等他换了鞋，仔细洗手、擦脸完毕，坐到桌前，说声“吃吧”，大家这才敢动筷。至于如何使筷、怎样端碗、座位的顺序、下桌的礼仪……各种规矩，一旦违反就要受到惩罚。儿时的我一度觉得，和阿公吃饭是最无趣的事。

如此“传统”的阿公，对有些“传统”弃之如敝屐。流行于乡间的画符治病、跳神驱鬼一类的活动，冯家的子弟不但不能参与，甚至不能在家里提及。后来传为笑谈的一件事发生在我婴儿时期。有一阵我每夜哭闹，大人们想尽办法也不能解决问题。有邻居给阿婆出主意：将“小儿夜哭，请君念读。小儿不哭，谢君万福”这十六个字写在红纸上，沿途贴在路旁。小孩儿自然就不哭了。阿婆得了“秘方”，赶紧叫阿公帮忙写“夜哭帖”。谁知一开口就被阿公骂了一顿。阿婆不甘心，悄悄找人写了几十张。只等阿公早上出门去诊所，自己就带着“夜哭帖”和浆糊上了路，一张张贴在沿途的树干上。没想到阿公走到半路，想起烟杆忘了拿，转身就往回走。正贴得起劲的阿婆，远远看到阿公返回来，吓得慌忙将树干上的“夜哭帖”一张张撕下来，一把扔进了河里。

既重视传统，但更崇尚科学。这大约是阿公与许多和他一样居于乡野的同龄人最显著的不同。直至暮年，阿公依然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读《参考消息》。每每论及天下大事或是人情世故，其思维之敏捷，看问题之通透，常令后辈汗颜。

那年，我带着一个好友去看他。在得知这位朋友来自郫县时，阿公高兴地回忆起自己少年时在郫县读中学的时光。兴之所至，年近九旬的阿公背诵起自己中学毕业时写的文章：“赳赳少年，志存高远……”近千字的文章，他竟一字不漏地背下来。此时的阿公，神情里全是对青春的回忆，他身旁的两个青年却已听得目瞪口呆。

皮件店伙计的传奇

当年“志存高远”的“赳赳少年”刚从中学毕业，就遭遇了家庭的变故：父母去世，兄弟分家。为学得一技之长，养家糊口，阿公只得放弃学业，跟随他的叔父学医。

但阿公行医的道路却并不通畅。档案中他手书的《自传》详述了自己解放前的经历：“一九二七年从叔父学中医三年，行医四年。防区制时，一九三四年经族兄介绍入伪边防军干部学校学习反动政治军事，毕业后在我县伪保卫团工作。约一年，反动派进军四川，县保卫团撤销遣散，回乡任太平场十一保壮丁队队长。一九三八年同乡介绍到成都西街永丰皮件商店任营业员。一九四八年返乡在鲁庙小学教书，约半年。该年下季，又到成都春熙路德尔克商店任店员。一九四九年，再返家行医。”

细细一数，从其十八岁行医起，军农商教医他都做了一遍。这期间的颠沛辗转，只想一想，也觉极其不易。

在家族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阿公当皮件商店营业员期间。当年，位于春熙路的永丰皮件店里人来人往，这个冯姓的伙计人又机灵，不知怎么就被地下党看上了，让他利用送皮鞋的机会帮忙传递点消息，夹带点东西。帮了几次忙后，对方渐渐有要发展他的意思。这时阿公却打起了退堂鼓：“帮忙可以。要加入你们，还是算了吧。”阿公执意不肯加入，别人也不好再劝，也不敢再找他帮忙。他从此失去了一次“进步”的机会。后来，每每说起此事，我们这些孙辈总是惋惜：“要是阿公当时加入地下党，现在就是老革命，我们也都是高干子弟了。”阿公总是淡然一笑：“我要是加入他们，怕没熬到解放，你们的老子们就都饿死了，还有你们这群崽子？”阿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据说，有一阵，找他帮忙的那个地下党突然消失了。阿公以为会牵扯到自己，赶紧辞职，回到老家。大半年后，见风声渐松，这才重新回去到另一家商店工作。《自传》中一九四八年突然返乡教了半年书，应该就是那次避祸。

解放后，关于“送情报”的这段传奇，阿公从来没想过去向组织“表功”，或是找谁来证明。可恰恰是他的这种豁达，让这段经历在别人眼中变得模糊不清。档案中一份年的政审材料，对他的审核意见是：“旧思想严重。哥系伪乡长，解放前自杀。解放前在成都干了很长时间，具体情况不清楚。如果有接班人可处理回家。”

阿公应该直到过世也不会知道，当初自己“同情革命”的一段经历十几年后竟然成了革命同志眼中的“污点”，险些让自己失业。可是，就算他知道又怎样呢？他一定还是那句话：“别人成功了，就跑去攀附沾光，那不是我的性格！”

医者冯老先生

但是，即使是性格孤傲的“公子哥”，也必须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百业萧条、物价飞涨，阿公靠着做店员的工资再也无法支撑一个大家庭，于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回乡下去。乡下还有地，有地就能种粮，有粮食，一大家人就不会饿死！

阿公再次辞职，从成都回到老家。并将场镇上的房子卖掉，举家迁到乡下。至此，开始了边耕种边行医的生涯。解放后，他加入了卫生协会，后又被分配去乡镇上的联合诊所。

阿公上班的诊所离家有好几里路。小时候，跟着阿公去卫生院，会发现这一路上都有人向他打招呼：“冯老先生，我老娘的病好多了，她让我向你道声谢！来，抽杆烟再走！”“冯老先生，下班了？走，去我家喝碗水！”有些寒暄，阿公点头而过。如果不赶时间，有些邀请阿公也不拒绝。去到邀请者家里，一碗茶水或是一杆叶子烟后，他会主动说：“去，把你老汉儿扶出来，我再给看下。”然后便是给人诊脉，开药方。有时，一个方子未开完，闻讯而来的邻居已在又围了一圈。这一圈看下来，往往天色早已暗下来了。临离开时，遇到有病家要塞两个鸡蛋或是一把新摘的蔬菜给他，他总是拿手里的烟杆一挡，板着脸说声：“明天送到挂号室去。”对方知道他是玩笑，嘿嘿一笑，也就算了。

年少的我并不知道这几个鸡蛋和一把菜叶包含的情义，只是不解为什么别人的爷爷被称呼为“某大爷”或“某老太爷”，而我的阿公却是“老先生”。直到我毕业后到学校上班，一个年长的同事得知我的来历后，有些夸张地道：“你是冯老先生的孙子？你知不知道，我们家老老少少都只服他老人家的药！”“只服他的药”这似乎是对一个老中医最高的褒奖。在我的记忆中，这句话无数次出现在别人谈论阿公时。而他本人对此却极其淡然：“我的药也是药铺里抓的，和别人的能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他们相信我，病就好了一大半。”

阿公说得轻松，但有时他所面临的病情其实极其凶险。我年少时看他治过一个邻村的小孩。那孩子刚出生百天便患上一种怪病，整日哭闹不停，吃许多药都没效。父母将小孩抱来找到阿公。阿公仔细看了看，问：“你们相信我吗？”孩子的父母忙点头。阿公又说：“这办法有点危险，不过可以试一试。你们愿意吗？”夫妻俩犹豫了一下，又点了点头。阿公于是配了几味药，又让人捉了几只蜈蚣来，捣碎后配在药里。然后把怎么煎药，如何服用，一一交代清楚，这才将药包好交给小孩的父母。小孩父母看到阿公捣蜈蚣时，已吓得腿软。拿着药回家，不敢煎熬。踌躇了一天，才横下心将要煎好给孩子服下。如此两周后，小孩竟痊愈了。一家人抱着小孩来感谢阿公，阿公也只有一句话：“你们信我，我才敢这么用药；小孩命大，也才扛得住这猛药。所以，谢我做什么？”

其实，“冯老先生”四个字岂止是一次一次望闻问切、斟酌推敲、妙手回春的累积？这四个字背后是他多少次踩着泥泞冒雨问病？是多少次打着手电筒夜半出诊？是多少次自己掏钱给病家付药费？是多少次夏天给邻里熬解暑汤？是多少冬天送乡邻滋补药酒……而所有这些，在他的眼里却只有简单的五个字：“医者父母心”。

模糊的家庭成员

对病人是“父母心”，而作为真正的父亲，阿公需要照顾的是众多的子女。

阿公的档案里有两份互相矛盾的简历：年的简历里，家庭成员一栏，我的大伯、二伯、四伯的称谓与三伯和我爸爸一样，都是“子”；但是到了年的简历上，大伯和二伯的称谓变成“侄”。与称谓一起变化的还有他们两个的婚姻状况：都从“未婚”变成了“已婚”。

这其中的原因，要从阿公的两个哥哥说起。

阿公的大哥在解放前就已病逝，临解放时，远在乐山当乡长的二哥也自杀了。如此一来，两个哥哥留下的三个孩子全丢给了阿公。三个孩子中，除大哥的大儿子当时近18岁外，另外两个小孩都尚未成年，加上他自己的儿子——我爸爸，全家六口人的生计全在阿公一人身上。这也是阿公四九年执意要拖家带口迁居乡下边耕种边行医的原因。因为，唯有如此，方能养活一家老小。

乡下的几亩薄田要供养这个大家庭本已颇为不易，但某天，外出行医的阿公竟然又往家里带回一个小孩。而此时，阿婆怀着即将出身的姑妈。每天为柴米油盐已经焦头烂额的阿婆终于忍不住抱怨：“本家的捡回来也就罢了，怎么外姓的人你也要管？”很少发火的阿公大发雷霆：“什么外姓的本家的？这些孩子哪一个不都是我们两个的？！”阿公不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在他的影响下，一大家人从未分过亲疏远近。一个大家庭中，有同父母的、同爷爷的，甚至还有毫无血缘关系的，但我从小也只知道我的爸爸有四个哥哥，一个妹妹。我们的伯伯只分大伯、二伯、三伯……。而我这辈，也是从大到小排下来，我是家里的十三弟。

直到我上了中学，有一年中元节，在阿公指导下用毛笔一笔一划写到两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字时，忍不住问：这两人是谁？阿公说：是我的哥哥。我很好奇：他们没有孩子吗，我怎么没见过？阿公不语。我穷追不舍，才终于从阿婆那里得知真相。

这真相是整个家族一个公开的秘密，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能说！即使是阿公过世后，整个家族依然如他在世时一般，每年固定的时间全部聚在一起，春节团年、清明祭扫、给长辈祝寿……其实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这当中其实谁和谁血缘更近一点，谁和谁又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而我唯一的疑惑是，阿公在正式的文书中，是如何描述这些孩子们和自己的关系。看到档案里这两页简历，我突然明白了阿公的苦心：未结婚成家立业前，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穷尽所有的力气也要抚养照顾你们；一旦成年，你们有了生存的能力，你们就只是我的侄儿，你们无需承担赡养我的职责。

想到这里，泪水突然模糊的我的双眼。我突然回忆起阿公过世后家祭的那天晚上，当祭文念至“吾祖之风，山高水长”时，从灵前到街道上，早已恸哭一片。

作者：唱歌的老牛

责编：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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