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视网（ls）——弘扬雷文化，传播正能量！报料、商务合作：（手机、 　　

雷州十贤都是在朝廷政治斗争中受到诬陷和排挤才来到雷州的。当时的雷州人对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京城的政治斗争的详情是无从知晓的，他们只是本能地，在与这些遭贬谪的犯官的有限度的接触当中，从这些犯官遭受的非人道的待遇上（比如苏辙租房的风波，赵鼎垂老而享受坐轿子的待遇惹来了麻烦，等等），感觉到这些人不是坏人。十贤在雷州所做的事情，比如他们仍然忧国忧民，他们对地方老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他们对雷州世俗民风的 　　雷州十贤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其实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因此在受到不公平的打击时免不了会沮丧消沉，免不了长吁短叹、对酒当歌。但是，十贤中的大部分人保持了铁骨铮铮，保持了不向政敌摇尾乞怜的尊严，保持了对政治理念的坚持。孔子曾经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要求我们具有为真理而献身的正气，求得了真理大道，哪怕茅塞顿开只有一天的时间就死去，那也是值得的！十贤以自己的切身行为，对孔子的话作了生动的诠释。南宋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跋李庄简公家书》，这篇记载李光逸事的小文章十分出名。李光被秦桧排挤出朝廷之后，曾经到陆游的老家浙江绍兴担任知州，后来更是削职为民。他与同样主张抗金救国的陆游的父亲陆宰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当时陆游不到二十岁，所以有幸拜识了李光。《跋李庄简公家书》是陆游认识李光四十年之后写的，文章字左右：“李丈参政罢政归故里，时某年二十矣。时时来访先君，剧谈终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阳，愤切慨慷，形于色辞。一日平旦来共饭，谓先君曰：闻赵相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后四十年，偶读公家书，虽徙岭表，气不少衰。丁宁戒训之语，皆足垂范百世，犹想见其道青鞋布袜时也。”李光对坚持抗金主张的执着，在罢职为民后仍然不肯向黑暗势力低头以及不作“儿女态”的刚毅性格和“青鞋布袜”上路即走的豪迈气势，在陆游的笔下显得生灵活现。十贤向雷州人民展示了应该如何坚持理想和信念，这种榜样对铸就雷州人精神灵魂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十贤是分三批来到雷州的，这三个时段的政治斗争，今天的人很难用几句话来简单判别其中的是非曲直。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开始的时候，无论是主张变法的王安石一派，还是不同意变法的司马光一派，其实他们的初衷、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如何富国强兵，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不同的只是各自的主张和实现目标的方法途径上的分歧。但是，随着争论的展开和加剧，正常的论辩变成了个人攻击，为国为民的目的变成了个人的意气之争。我们不打算过多地去评判“王安石变法”的得失利弊，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们只想对当时势不两立的双方是怎样对待对手作一番讨论。十贤的政治对手都以心狠手辣著名，他们的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以用斩尽杀绝来形容；而被贬谪的十贤，还保持着人性的纯洁。比如，寇准遭到丁谓的暗算，被贬斥到雷州。后来，丁谓也因为私交内监、勾结道士装神弄鬼被先后贬到崖州、雷州。据说，寇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没有喜出望外，连“多行不义必自毙”之类的感叹也没有。丁谓去崖州时经过雷州，寇准还“遣人以蒸羊迎境上”，尽到了礼数。寇准的家童不服气，准备在丁谓过境时揍他一顿出出气，寇准知道后，把家门关上，安排家童在家里做游戏，一直等到丁谓走远了，才把家门打开，没有让丁谓太难堪。同样的故事也曾发生在苏轼身上。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后，苏轼并没有因为政见不同就断绝往来。他路过金陵的时候，还专程探访王安石，希望王安石对“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二事多向宋神宗提意见，王安石说，这些事都是我离开后的执政官决定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怎么好去说三道四呢？苏轼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王安石只好答应去说，又说：“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意思是说，人不得干缺德事，哪怕是为了得到天下也不能胡作非为。苏轼马上回答：“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磨勘是唐宋制度，官员每三年由朝廷勘验政绩，确定职务升降变化。苏轼在这里是暗指那些所谓君子，为了升官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王安石当然知道苏轼指的是什么，只好笑着不说话。苏轼又一次把不同政见引进正常的讨论，而不是意气用事地封杀对方，表现出泱泱君子的古风。再看苏轼后来是如何处理和章惇的关系的。章惇和苏轼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儿子章援是苏轼做主考官时取中的进士，他的女婿黄实是苏辙的儿女亲家，但是章惇并没有因为有这些关系就对苏轼兄弟网开一面。后来，章惇也被贬谪到雷州安置，而这个时候苏轼兄弟则已经得到赦免北归了。章援知道父亲是如何对苏轼兄弟进行迫害的，他担心苏轼有可能重新回到朝廷并受到皇帝的重用，以牙还牙地报复父亲，所以就直接写信给苏轼，希望苏轼能够拨冗接见自己一次，听听自己的解释和请求。苏轼当时正在生病，抱病回信对章援说，不必误信人家的传言，“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损益也”，他对章惇的“高年寄迹海隅”其实是深表同情的。苏轼还写信给黄实说，听到章惇安置雷州的消息，“为之惊叹弥日”，又安慰黄实说，雷州虽然偏僻，但是没有什么瘴气，自己在那里住过一年多，也很安稳。希望黄实好好宽慰章惇的老母亲，让她不必过分为儿子担心。这是何等宽博的胸怀！寇准、苏轼的这些故事，使人想起孔子“以直报怨”的主张。据《论语》说，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回答说：“那你拿什么去报答人家的德行呢？正确的做法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寇准、苏轼在与他人意见不同时，不是以非理性的报复去对待政敌，而是以君子之风去折服对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孔子以直报怨的原则的。孔子有一次对学生讲：“吾道一以贯之。”其他学生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就去请教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曾子是以“忠恕”二字来概括孔子的学说精髓的。所谓忠恕，就是对社会责任敢于担当、尽心尽力，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精髓之一，其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十贤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孔子的忠恕精神，又以春风化雨的方式传递给雷州人，让雷州人慢慢领会其中的含义，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

　　十贤来自发达地区，而当时的雷州无论是经济、民俗，还是思想文化，相对来说都是不开化的。但是，十贤没有摆出上国大邦来人的架势来骄人傲人，对于雷州的民情风俗，他们采取了包容和宽容的理解态度。他们认可了雷州地区的雷神信仰，并把这种信仰推广到全国；他们推动雷州地区的农耕发展，对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促进作用；他们收集整理地方历史、表彰地方英雄人物；他们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心，在雷州实行礼乐教化、推广文化教育，移风易俗，促进雷州文化的发展。可惜的是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我们还未能对其中的详情加以描述。而这一切，正是十贤得到雷州人永远崇敬和纪念的最重要的原因。

　　十贤祠是怎样出现和延续下来的？

　　众所周知，十贤祠是南宋末年知雷州军事的虞应龙建造的，但如果伸展一下去探究，就会发现，十贤祠的建立，最早的动议其实来自民间，后来才变成政府行为，并且因此影响变得越来越大。

　　寇准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之后，就再没有离开过雷州，他在雷州生活了一年半，直至宋仁宗天圣元年（年）九月去世。寇准在雷州的时候，住在西馆时间最长，前面提到的《海康西馆有怀》诗就作在这里。据传说，寇准在雷州做了不少功德无量的好事，比如他曾经修建真武堂，在真武堂里教书，使普通雷州人的子弟也能得到读书和受教育的机会；他看到雷州拜鬼祀神的风俗很普遍，就讲授天文地理知识，以破除迷信邪说；他来自农耕技术相对发达的中原，看到雷州农作的粗放，就向雷州住民传授先进农耕技术，促进了雷州农业经济的发展；他还传播中原文化，向雷州人教授中州音，为雷州人走出去，与中原交流提供了条件。最后，寇准得了重病，他预感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就派人回去取一条通天犀腰带。这条腰带是大有来头的。当年宋太宗得到一枚罕有的通天犀角，就命令工匠做了两条腰带，其中一条就赐给了寇准。而寇准一直舍不得使用，就放在京城的故宅。腰带取回来几天后，寇准强打起精神，一丝不苟地沐浴完后，穿上了朝服，束好腰带，向着北方庄重地叩拜，叫家里人整理好床铺被褥，他躺下后，就安详地去世了。不久，宋仁宗把寇准“量移”衡州的诏书到了。他知道了寇准已经去世之后，痛心之余批准了寇准家属扶柩回乡。据说，寇准的棺木经过湖北公安县的时候，那里的老百姓都“设祭于路，折竹植地，挂纸钱焚之”。过了一个月，“枯竹尽生笋”。公安的百姓就在路边为寇准立庙，称作“竹林寇公祠”。一个官员，只要他生前为老百姓做过一点好事、实事，人民在他身后就不会忘记他，就会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崇敬和缅怀。而深受寇准精神沾溉的雷州人更加不会忘记寇准，在寇准去世后不久，就自发在他曾经住过的“西馆”立祠奉祀。每年到了中元节的前一天，雷州人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来祭祀寇准。大概正是因为这些来自民间的对寇准自发的纪念最终让执政者震惊了，宋仁宗景祐元年（年），也就是寇准死后十一年，朝廷下令恢复寇准太子太傅的官衔，还追赠寇准中书令，封莱国公，又赐谥号“忠愍”。宋仁宗皇祐四年（年），皇帝下诏命令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写神道碑，宋仁宗亲自在神道碑上题写“旌忠”二字。于是，雷州人把寇准生前汲水饮用的古井也重新整治一番，命名为“莱泉”。以后，不管寇准祠搬到哪里，雷州人都会在新址上重新开挖“莱泉”，甚至在雷神古庙也凿了一口“寇公井”，以表彰寇准对雷神传说的推广之功。到了南宋绍兴五年（年），宋高宗又亲笔撰写了“旌忠祠”匾额，寇准祠从此也就被称作“旌忠祠”了。以后，在宋孝宗淳熙七年（年）、宋理宗绍定元年（年）、宋理宗端平二年（年），雷州历任地方官都对旌忠祠重修。宋度宗咸淳八年（年），知雷州军事陈大震修建了莱泉书院，在旌忠祠边复建西馆，还在西湖边上建了“横舟亭”，取纪念寇准诗中“野水横舟”之义。有意思的是，这时离新的知雷州军事虞应龙决定修建十贤祠只不过是一年的光景。

　　雷州人崇敬的不只是寇准。苏辙在宋哲宗绍圣四年（年）二月得到“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的处分后，抵达雷州时，曾经因租房闹出过一场风波。宋哲宗元符二年（年）六月苏辙再贬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雷州人同情他的遭遇，也钦佩他在雷州做的劝农、教育等工作，把他曾经住过的楼称作“苏公楼”，据南宋雷州府学教授李仲光作的《府学殿堂记》，宋理宗宝庆三年（年），地方官又在府学中建立了三公祠：“坐忠愍莱公于中，以东坡颍滨二先生配食左右。”宋理宗嘉熙四年（年），知雷州军事薛直夫在苏公楼附近建起了苏颍滨先生祠，专门祭祀苏辙，苏洵、苏轼也陪祭于其中。黄必昌还做了《苏颍滨先生祠记》，记录了建祠时“郡僚属及州人咸踊跃趋之”，捐钱出力的盛况。

　　所以，虞应龙修建十贤祠虽说是首创，但他是在前人的启发和奠定的基础上才完成这一首创的，他做的是总其成的工作。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哪一任号召纪念十贤的地方官，他们的作为其实都是顺应民意，对十贤的纪念是从民间开始，是人民自发纪念十贤，推动着地方官，乃至执政者和皇帝们不得不顺从民意，以政府行为的方式来纪念十贤。

　　我们这样说不仅是基于历史材料，而且还可以根据两个方面的推理来说明。第一，雷州与海南距离很近，只隔着一条很窄的琼州海峡，在唐宋时代同样是朝廷放逐犯官的地方，历史上被放逐到海南的名人也不少，因此，海南也建起了相类似的纪念被放逐的贤人的“五公祠”。五公祠里祭祀的，是唐朝的李德裕，宋朝的李纲、李光、赵鼎、胡诠，其中宋代的四位与雷州十贤祠中的完全一样。不过，只要把五公祠和十贤祠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五公祠建立的年代可比十贤祠迟得多，它始建于明万历年间，足足比十贤祠的始建晚了四百年。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更有甚者，苏轼在惠州度过将近三年，惠爱在民，他在惠州留下的遗迹也不在少数，像白鹤峰上的东坡故居，故居边上的东坡井，西湖的苏堤、朝云墓，等等。可奇怪的是，惠州人却没有想起给苏轼建一座祠堂。第二，被放逐到雷州来的大臣，并不只是十贤。前面我们还提到过丁谓、章惇，还有前面没有提到的梁焘，他也是宋哲宗时被章惇划入党籍而贬谪为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还有唐代的李邕、罗希奭、元琇、李康等人，为什么虞应龙只选择了寇准等十人而忽略了其他人？其实，虞应龙的选择是以“忠奸”为标准，所谓“汉贼不两立，忠奸不同炉”，这同样是对民心民情的遵从。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探讨雷州民风在十贤的现身说法的教育下的变化，看到雷州人对真理、对正义、对善、对人性之光的服膺。文天祥在《十贤堂记》中说，虞应龙建十贤祠，“黜丁氏（丁谓）、章氏（章惇），自莱公（寇准）以至澹庵（胡铨）凡十贤，为祠于西湖之上，使海邦兴起前闻，一朝皂白知所以劝，敬贤如师，疾恶如仇”，“敬贤如师，疾恶如仇”这八个字既是在说虞应龙，也是在评价雷州的民风。可以说，正是雷州人的选择，才最终决定了虞应龙等一众官吏们的行为；虞应龙建十贤祠，表现的也正是雷州民心之所向。

　　说到这里，不能不对雷州人的典型性格作一番探究。雷州的住民从秦汉开始汉越杂处，外来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只有到了北宋后期，雷州才进入了移民超出原住民的节点。外来人口压倒、同化了原住民，那么，探究雷州人的性格还要从民史的角度切入。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北方来到雷州的移民，福建莆田的移民是主要族群。而从语言角度来看，雷州话和潮汕话同属闽南语，雷州人与潮汕人有着相近的文化遗传基因。所以，我们也可以借鉴先行一步的潮汕文化研究的成果，来剖析雷州人的典型性格。潮汕人一直以来重文化教育，重廉耻（即所谓好面子），头脑灵活，富于拼搏精神，这些特点都可以同时在雷州人的身上发现。文天祥说雷州人“敬贤如师，疾恶如仇”，首先就是承认雷州人敬重知识和文化，从而敬重学者和文化人。文天祥的说法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与寇准同时代的广东曲江名人余靖就曾经赞誉雷州人“圣训涵濡，人多向学”，雷州虽然在经济实力上不能与珠三角各州县相比，但文化教育事业与经济发达地区来比却毫不逊色，这可以用数字来说明：雷州科举昌隆，人文蔚盛。宋至清末，仅海康县就出了进士22名，举人名，这是很了不起的。文天祥的《十贤堂记》还认为雷州人有着明确的善恶是非观念，这也是正确的，从雷州人对宋代贬谪雷州的犯官的不同态度就可以说明，用不着我们再多费口舌来加以说明。此外，雷州人的性格中还有执着、勇敢、团结、讲信用、自强不息、敢于探索等特点，这也与他们移民文化的背景有相当的关联，这些，在潮汕人的性格中也都是一抹亮色。雷州人和潮汕人在性格方面的这种相似，导致了相距千里的两地开出了相类似的历史奇葩：潮州人以有韩文公祠而倍感骄傲，雷州人则以有十贤祠而感到自豪。的确，说起潮州的韩文公祠和雷州的十贤祠，它们之间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韩愈贬谪潮州八个月，为潮州人做了不少实事，诸如奖农耕、释奴婢、驱鳄鱼等等。尤其要提到的是韩愈将中原的文化教育带到潮州，办州学，“以正音为潮人诲”，促进潮州地区文化教育的大发展。到了南宋时期，参加科举考试的潮州人最多的时候竟然达到总人口的十四分之一，考上进士的人数，从唐代的三人上升至一百七十二人，潮州于是得到了“海滨邹鲁”的美誉，而潮州人也因此对韩愈怀着深深的感激。正如《永乐大典》引《三阳志》说：“(潮)州之有祠堂，自昌黎韩公始也。公刺潮凡八月，就有袁州之除，德泽在人，久而不磨，于是邦人祠之。”再如前海南省委书记、潮汕人许士杰同志为韩文公祠题词曰：“民心如镜长相映，山水于今皆姓韩。”更是说尽了潮州人的心声。十贤到雷州的时间也不算长，多的两三年，少的只有几天，但是，他们为雷州所做的一切，哪怕是细枝末节，雷州人都永志不忘。韩愈是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年）贬谪到潮州来的，一百八十年后，宋真宗咸平二年（年）潮州人为韩愈建祠。十贤来雷州的时间前后伸延很长，最早来雷州的是寇准，时间在宋真宗乾兴元年（年），最后一个是胡铨，时间在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年），前后相距一百二十多年。虞应龙主持修建十贤祠是在宋度宗咸淳十年（年），如果取寇准至胡铨十贤来到雷州时间的平均值的话，那么建祠时间与十贤来雷州的时间，相距差不多也是一百八十年，这真好像是一种天意！当然，如果硬要在两者之间挑一些不同的话，那么韩文公祠和十贤祠之间的差别也还是有的：韩愈贬谪到潮州时还是担任刺史，怎么说也还是一市之长，没有“前跋其胡，后疐其尾”的担忧，他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很多事情，潮州人和他的交往也不存在什么阻碍；而十贤来到雷州时，身份虽然还是官员，却受地方官管制，他们的行动受到诸多的限制和监视，人们和他们接触会有更多的心理障碍，可雷州人仍然对他们热情相待，敬礼有加，永久缅怀，这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了。

　　雷州十贤祠落成不过四年，南宋就灭亡了。可是，十贤祠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就此消失，在此后延续了千年的封建时代里，它始终香火不断。在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元王朝，十贤祠并没有因为祠中不少人是坚决主张抗战的人物，就遭到朝廷的冷落，朝廷里的帝王将相更没有动过拆掉十贤祠的愚蠢念头。元仁宗延祐四年（年），海北南道廉访使余琏因为倾慕寇准的为人，又重新清理了寇公井，并请名宦进士王佐题“莱泉井”石匾。到了明朝，明宪宗成化年间的雷州知府魏瀚看到历经兵燹的十贤祠破败不堪，就把十贤祠中的牌位迁进寇准的旌忠祠合祭，还作诗纪念：“廊庙安危力万钧，泰山乔岳等嶙峋。雷阳何以有此老？宋室未知有几人！济海舟航横野渡，谪居池地动星辰。南来为问崖州户，曾似丞尝庙貌新。”明孝宗弘治十五年（2年）推官李文献在旌忠祠侧重建十贤堂，挂上“名贤堂”的牌匾，祭祀苏轼以下的九个人。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年）提举章拯、知府王秉良在十贤祠中增立了唐代转运使，主张在地方州县以惠养为治的柳仲郢的牌位，透露出他们准备如何安顿治理地方的消息。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年）雷州知府陆万钟认为李纲在宋朝“相业第一”，为李纲建立祠堂举行专祀，十贤祠里缺了一人，就把明嘉靖时敢于弹劾奸相张璁的御史冯恩加了进去，这不仅是因为他佩服冯恩的铁骨铮铮，也是因为冯恩后来也曾经被贬谪雷州的缘故。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十贤祠和寇准祠都因年久失修而倾圮，在嘉庆九年（年），当时的署理知府重设牌位，在雷阳书院再修十贤祠，祠的左壁镶嵌着由清代嘉庆时广东学使姚文田手书的文天祥《十贤堂记》；祠的大门两旁，则悬挂着清代雷州籍举人李韶绎撰写的著名对联：“十里湖山千里月，贤人踪迹圣人心。”意思是说，十贤在雷州的十里湖山默默守护和耕耘，他们的精神已如月亮的清晖照亮大地一样，深深地影响并沾溉了千里南疆；十贤以贤人应有的行为，实现着追随圣人的崇高理想。李韶绎这位正宗的雷州人，就这样用最精练的语言诉说了对十贤以及十贤在雷州产生的影响的评价，表达了雷州人对十贤永远的敬仰。

　　经历千年风雨，祠堂依旧巍然屹立，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景观。清代乾隆时的诗人赵翼有《论诗》诗，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的本意是论诗，论诗才的前后相继，其实用这首诗来评论其他历史人物亦无不妥。纵观千古，那么多的政治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进进出出，分别在自己的年代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可是，哪怕是再有名气的人物，也往往禁受不住时间巨浪的冲刷和淘汰，其中的许多名重一时的历史人物，也就这样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当年为纪念他们而建立的祠堂碑亭也随之坍塌圮毁、销声匿迹了。但是雷州的十贤祠非但没有消失，而且代代焕然一新。这份对历史的坚持和执着原因何在？表面上看，雷州历任地方官之所以能够如此不约而同、前后相续地重修、重建十贤祠，无非是因为他们亲临其境，受到十贤精神的感召；不过，更深一层地探究，我们将会发现主宰他们行动的，还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亲眼见到了雷州人民对十贤不可抑止的崇仰之情，从而深受感染。

　　文天祥《十贤堂记》里还有几句话说得好：“人有常言，‘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诸贤何以得此于南海，南海何以得此于诸贤乎哉！”十贤和雷州人之间，实际上有着默契的千年互动：雷州人以海纳百川的襟怀拥抱了远道而来的十贤，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最热情的欢迎；十贤则以高风亮节为雷州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洗礼，把“敬贤如师，疾恶如仇”的意识灌输进了雷州人的灵魂血脉。雷州人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了对十贤永久的感激和缅怀，十贤则没有把雷州视作人生旅途偶然经过的驿站，他们把自己的灵魂永远融进了雷州这一方热土之中。十贤祠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然巍然屹立在西湖之畔，就是这种千年互动的最好见证。

　　年2月，雷州成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年1月，雷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后面，有着沉甸甸的文化积淀。十贤祠，就是雷州文化积淀的最重要的一个表征。

　　可惜的是，雷州地处广东西陲，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而且交通不太便利，除了公路可以直达之外，尚未进入水路、铁路交通网络，因此十贤祠的游客一直以来寥寥可数，这与它辉煌的过去是极不相称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交通运输事业一日千里地发展，雷州也已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可要到雷州去领略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历史文化积淀，仍然要长途跋涉、舟车劳顿，这使不少人望而却步。再加上雷州人不事张扬的性格，对雷州的文化古迹没有做过多的宣传，所以十贤祠仍像“长在深闺人未识”的美女，了解它的历史沿革、懂得它的价值的人不多。总而言之，十贤祠还没有为雷州市的文化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大声疾呼，宣传十贤祠的辉煌历史和重要地位，让更多的人喜欢十贤祠、参观十贤祠，让十贤祠真正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十贤祠，让十贤祠真正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前来参拜、接受灵魂洗礼和汲取精神营养的十贤祠！

（何天杰编写）

免责声明：该资料版权属作者或出版社所有，若有侵权请告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