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批评家，辽宁人）

观察者：

贾平凹（作家，陕西人）

李敬泽（作家、批评家，河北人）

刘庆邦（作家，河南人）

胡性能（作家，云南人）

李　浩（作家，河北人）

朱文颖（作家，苏州人）

弋　舟（作家，江苏人）

黄咏梅（作家，广西人）

石一枫（作家，北京人）

李德南（批评家，广东人）

陈崇正（作家，广东人）

eijing

背景

南与北，本是相对而言的一组地理方位，可是，在中国，何处是“南方”，何地又是“北方”，中国人自有一套自古而来的约定俗成。细究起来，中国的南与北各自包含着特定的文化意义。许倬云认为，夏商周时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中原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形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古代中国所说的南、北，大概是中原一带为北，长江流域以南为南，这一格局，可能南北朝之后就形成了。文化上，北方奉中原文化为圭皋，南方则以江南文化为翘楚。然而，如今中国的“南方”文学，不仅有浙江、江苏这样的传统文学大省，还有经济崛起后的广东、福建等地区，那里的文学正伴随着社会发展而萌兴，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台港严肃文学、电影、通俗小说进入中国大陆，深刻影响了大陆的文化发展，比邻而居的粤闽两地，或多或少有领风气之先的意思，它们的发展也逐步突破了江南作为南方主要代表的文化格局。另外，还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各地，呈现出描写边地、民族、晚发现代性等差异性文学风貌……本期“非常观察”栏目特邀鲁迅文学院李蔚超女士主持，由她邀请了相关人士，就文学意义上的南北话题各抒己见。

主持人：您心里是否认定自己是北/南方人、是一位北/南方作家？

贾平凹：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只觉得自己是中国作家，用汉语写作。经你这么一问，我经常在西北，那就是北方人，北方作家了。

刘庆邦：北方人，北方作家。

李敬泽：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在我的认同系统里，并没有南或北这样的方位。现在，如果一定要我选择，我会觉得人生之幸福是终老南方。你梳理一下南北之别的历史渊源，我想，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验的塑造性影响。国民党，那基本上是一个南方政权，他们的兴起之地在广东，然后北伐。共产党大部分是南方人，但他们有深刻的北方经验，从陕北东进、南下，席卷全国。从这里隐然可以看出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节奏。建国以后，集中统一的政治动员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深远的后果，打破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地方意识和地域认同。在清朝，特别是年以前，一个人对我是中国人没多大感觉，但他必定牢记我是江苏人或山西人，这是他的身份意识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共和国完成了这个意识的现代重构，你可能不太在意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但你一定清晰地意识到，我是中国人。在一开始，主要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考量，比如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支援三线建设，包括大学生的统一分配，都是国家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人力资源。但它的文化后果非常深远。比如我自己，我父亲是山西人，我母亲是河北人，他们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河北省会天津，我在那儿出生，然后，河北省会开始乱转，先到保定，又到石家庄，我们家也跟着转，我自己十几岁又到北京上大学，然后留在北京到现在，父母后来也调到北京。那么你说我是哪儿的人呢？身份证上写着山西芮城，我们西周春秋时也是一国，叫芮国，不过它对我来说也就是地名而已。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在地方、南北这些问题上，不能忽视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塑造性影响，共和国七十年，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完成了现代建构，那就是我首先是中国人。至于是中国哪个地方的人，那就因人而异，但人们很少提到的是，人力资源的全国性统一调配，造就了一批没有什么地方认同的人，比如我。中国作家特别爱谈故乡，我就很惭愧很自卑，没什么故乡可谈，我是现代羁旅之人，我之所在便是故乡。这个进程在改革开放后没有停止，相反获得了更大的速度和规模，现在配置人力的主要不是计划，是市场，人口大规模迁徙，农民工第一代还很在意他是哪里人，二代三代呢？恐怕也就和我差不多了。

胡性能：是的。我是一位南方作家，确切说，是云南作家。

朱文颖：我出生在上海，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苏州。我不知道认定一个人是北方人或者南方人，是以出生地为根据？生活的地方为依据？或者源于心理感受？这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有意思。因为问题本身已经确认了可能性、边界、以及拓展和想像的余地。在这里，如果最终一定要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就是：我出生以及成长在南方，性格上我认为自己南北兼容；我不希望自己仅仅被认为是南方作家，我也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南方作家，但在我的作品里，一定会有着南方的血脉和烙印……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我要表达的意思。

李　浩：我个人，对地域没有特别的强调，但从不否认地域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有批评家谈到“所谓个性本质上即是地域性”——虽然这句话里有它强大的片面但其合理性、概括性和针对性也不可忽略。地域的环境、人文、历史及诸多因素都会对个人和个人审美有丝丝缕缕的影响，直至影响到性格的养成。从这点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北方作家，但同时也觉得自己骨血里有一个“南方”的存在。我甚至希望自己是南方人。

弋　舟：这个问题于我，可能意义更特殊一些。我祖籍江苏无锡，江浙之地，大约是典型意义上的“南方”，而且，这个祖籍，也并非三代之前的归属，我的父亲迄今仍是一口乡音。可是，我却出生在西安这座大约是典型意义上的“北方”城市，生于斯，长于斯，不认领一个“北方人”的标签，似乎都说不过去。在很大程度上，自小我就有着“南方人”的自我认定，这里面确乎有着某种略显矫情的孩童般的“优越感”，“南方胜于北方”的想象，至少在现代以来，的确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然而时至今日，让我再做这样一个身份的认定，实在是很难决断了。如果非要有个答案，我倾向于自己的写作气质也许更“南方”一些？这里没有文化的优劣，只关乎个人禀赋吧。

黄咏梅：我是不折不扣的南方人，同样在写作中我也认为我是南方作家。

陈崇正：这个还是比较清晰的，我是南方人，也是南方作家。我二十多岁才到过北方，那时候第一次见识北方冬天的寒冷，就如走在冰箱里。那天晚上我在外面走了很久，街上并没有雪，但我还是走得很兴奋。不单没有雪，北方冬天晚上街上基本就没有人了，同样钟点南方的夜宵摊才刚摆开，夜生活才刚开始。说来惭愧，看见真正的雪花从天上飘下来，那是不久前在鲁院的事了。

石一枫：出生和生活都在北京，肯定觉得自己是北方人。

李德南：我心里默默列了一些指标：个性、出生地、语言风格、生活习惯、写作习惯，等等。就这些指标而言，我是南方人，也是一位南方作家。

主持人：在写作中，地域文化是否会影响和形塑你的情感结构？若有，你能否意识到这种影响？

胡性能：地域文化不仅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持续终身的。作为南方作家，我意识到了这种影响，却并不想作出改变，相反，我在写作中，有意识地强化这种影响。

李　浩：是的，有。个人的情感结构会非常显著地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最初的时候可能仅是想着“融入”，后来那种地域共性的成分便成了内需，成为了潜意识中的一个难以剔除的组成。另外，我觉得个人的身份、位置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情感结构、知识的变化和积累也会构成影响，而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同样构成影响。影响，从来都是复杂而综合的。

李德南：影响是有的，但我无法确证这影响有多大以及有多直接。

黄咏梅：从个人的体会来说，是会影响的。我是南方人，感情向偏于委婉、含蓄，不习惯直白，欲言却止、影影绰绰的情感感受于我而言，更丰富。生活和写作都如此。

李敬泽：我前边说了，我没什么地域认同，也许天津、河北、北京、山西会影响我，比如爱吃面条，这就很山西，但我并没有把这种影响内化为一种意识。

贾平凹：影响是肯定的。生在哪里，就决定了你。我所写的都是我所熟悉的，商洛、秦岭、西安、陕西，这里的山水自然，历史人文，它构成了我作品的内容、审美，以及语言。除了文学作品，自己业余时间爱好的书法绘画，也是这样。

弋　舟：一个作家，除了禀赋，当然深受所在环境的深刻影响。我们得承认，广袤的中国大地，的确派生着诸多迥异的文化特质，身在文化之中的人，总是或多或少要被“化”掉一些的。这种影响对我而言，也许是一件好事，如果说，我的禀赋密码般地归于南方，那么肉身所在，于北方栉风沐雨，南橘北枳，或许能让我有些“杂交”的优势。

朱文颖：会有影响和塑形。比如说，长期生活成长在江南，那种细腻、优美、婉约甚至颓废的调调已经深入骨髓；再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写过一个叫《浮生》的小说，我觉得浮生这两个字的感觉和寓义，就如同某种潜意识，它顽强地影响着我的一些创作过程。有时候它是美妙迷人的，“在光明与黑暗、悲凉与欣悦的不断交织中，时光流逝了。就像与生命打一次仗，高手过招，兵不血刃。”这种姿态是向后退的，大抵也是苏州的姿态，有某种东方的智慧在里面……然而……真正的问题往往就在然而之后，这种向后退的姿态在小说创作中常常会形成致命的遗憾，临门那一脚，有时候需要一种饿狼扑食般的忘却美感、仪式、甚至智慧，直扑本质……

刘庆邦：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一个人不可改变梦境一样，一个人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地域，我一旦做梦，就离不开我的老家——中原腹地，豫东大平原。

陈崇正：我来自潮汕平原，潮汕人认为只有讲潮汕话的才是南方人，不然就都属于北方，包括海南岛。地域文化必然影响思维模式，从而影响情感结构。至于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比如婚恋观念，我们处在半封建半现代之间，既有根性上的牵系，也有挣脱所带来的撕裂。再比如我的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的价值坐标依然是在故乡的亲情网络中，而对我们这一代而言，我们的亲情价值坐标就是破碎的，分身而折叠，甚至要细分到不同社交网络上。

石一枫：说不上塑造，影响肯定是有。在一个地方呆惯了，这儿的气息肯定会深入到意识之中。不过说实在的，也不觉得这种影响是多么本质性的，远到不了搁一帮外地人里就觉得自己有多特殊的地步。

主持人：地方方言是否会影响作家的叙述？大概是怎样影响的呢？

李敬泽：当然会影响。大家都用普通话写作，如果一个作家是有方言的，你用作家本人的方言读一下，你马上知道他内在的声调和表情根植于方言。好的作家会把这个变为有力的风格要素。我记得有一次让人读《秦腔》，一下子神采焕发；你如果熟悉兴化话，你就知道毕飞宇的语言是兴化普通话。刘震云的普通话很好，但你如果认识另外的延津人，你马上就知道刘的声调是延津声调。现代以来中国作家的一个内在艺术问题是和他的地方口音搏斗，一方面他努力消除口音，他必须用普通话，用“正音”，另一方面，他不由自主地携带着口音，或者像老贾那样，有意夹带私货，偷运他的口音。当然，长时段来看，这大概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很可能会逐渐迎来没有地方口音的文学时代，70后80后90后有口音的就越来越少，我自己也没有地方口音。

贾平凹：什么人说什么话，其话的结构方式、节奏、口气都不一样的。方言可以准确地表达所写的人和事，尤其是在情绪上。一般性的方言或别人很难听懂、文字上也很难看懂的方言我是不用的。但陕西方言有相当部分是上古语言遗落在民间的，把它记录下来，反倒很雅，别人能看得懂或明白意思的，我才用，甚至乐意用。比如，普通话说：把孩子抱上。陕西方言里说：把娃携好。普通话说：滚蛋！陕西方言里说：避远！另外，我喜欢用洞察和拆解成语，经常被别人误以为我写的是方言。

黄咏梅：多少都会的。早期我的写作尤其明显，甚至影响整个小说的叙述腔调。在粤语里有一些倒置顺序的句法，诸如“我走先啦”，以前用得多，发表出来时都被编辑改为“我先走啦”，又比如“这是什么来的？”往往会被改成“这是什么东西？”……很多类似的，多数编辑觉得很拗口，不通顺，会直接改过来，我自己觉得在某些对话语境中，味道变了。

刘庆邦：中原作家在语言上有很大的优势，继承了中原悠久传统文化的中原地区的方言中，很多古代汉语的词汇还在使用，比如“始作俑”这个词在今天汉语里是书面语，但是我在老家，“作俑”就是方言口语，老百姓都在用。再比如，说这个人没本事，就说“菜菇苔”，也是古语里来的。从这一点来说，大中原作家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安徽，语言上有优势，更有历史感。

陈崇正：在我看来，潮汕方言大概是中国最复杂难懂的汉语方言了，有八个音调。我从小是听着潮汕话的评书长大的，我们那边管这种评书叫“讲古”。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我对语言婉转之美的感受力，跟我从小这种潜移默化的听觉训练有关。潮州话里面有很多非常漂亮而生动的表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弋　舟：一定是会的。不是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为基本的材料，使用不同的腔调，怎么会不对叙述带来影响？何况，这种腔调的背后，挟着各自悠久而强悍的文化基因。这种影响自现代以来突然变得更为显著。白话文运动让口语登堂入室，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陡然放大了南北精神的差异，尤其在文学创作上，不同语境的作家，南腔北调，说着说着，各自的精神自觉都会逐渐地凸显。好在书同文、车同轨，又是我们根本性的大一统传统，不至于让我们鸡同鸭讲，完全各说各话。事实上，我是比较反对过度地让方言进入到写作的，至少，我在鲁迅那里，读不出“绍兴腔”。我很难说，过度地依赖自己的原始腔调，究竟是自信还是不自信，究竟是文化忠诚还是文化投机。

胡性能：地方方言肯定会对作家的叙述产生影响。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方言来思维，即使是变成文字，为了传播的需要，改用“普通话”写作，地方作家的文字里，也有擦不干净的方言指纹。

李　浩：我个人的写作，更倾向于书面语，而且多少受江南作家和翻译作品的影响。方言，在我的写作中是受控的和克制的，但偶尔也会使用，尤其是在凸显生活的某种质感的时候。方言，如果用得好，会让小说更有生活气息，更有差异、陌生和灵活性。但我对它的使用一直警惕，我希望我的语言能有审美、独特、丰富的新意，更需要不和我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能懂、能体会得到。

李德南：对有的作家来说会是如此。方言中隐含着独特的智慧和趣味，若是能善加利用，对作家的叙述会有助益，也有助于作家个人风格的形成。在京派和海派作家中，这样的例子可举出很多。我本人没有这种尝试，因为我所偏爱的写作题材并无明显的地域色彩。我之前主要说粤语，因此有一段时间，不管是说话还是写作，都会有一个把粤语“翻译”成普通话的过程。现在，不管是写作还是说话，这个转换的过程开始变得隐蔽，我也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石一枫：肯定会。我的写作语言和口语基本上是一致的，说的是北京话，写作用的也就是北京话。这也是被普通话作为基础的“北方方言”地区的作家的特权，南方作家可能就会经过一道翻译的过程。不过这事儿有利有弊，不用口语写作的人文字上反而会更雕琢更讲究一些，不像我们，往往在习焉不察之间文字就糙了。另外多说一句，我说的北京话也不是多么正宗的老北京话，而是所谓的大院儿北京话，是建国以后形成的一个变体，只不过王朔那代大院儿出来的作家开宗立派了，我们也就跟着理直气壮起来，恍惚以为这就是真正的北京方言。

朱文颖：我这几天在宁波参加一个“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人们在形容苏州方言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比喻——“宁可和苏州人吵架，也不和宁波人说话。”大抵是说苏州方言绵软细致，即便吵架时也不是那样让人不能接受。而宁波话语气语调都坚硬有力，即便说话细微处总有冲人的感觉。中国作家大致用普通话进行叙述，但也有部分作家尝试把方言植入小说的叙事语言，比如贾平凹的《秦腔》，比如金宇澄的《繁花》，这种植入改变了叙述的节奏、舒缓度，进而改变作品的结构和框架。这种尝试是极其有意义的。

主持人：各地节气、风物、习俗的不同是否会影响作家的写作？能否具体谈谈自己的经验？

刘庆邦：这些是作家取材的对象。中国节气的制定是根据中原的自然变化来定的，也就在中原地区体现得最清楚。中原以南以北都没有那么分明。每年节气一到，中原人即刻有感觉，也就对自然变化更加敏感。民俗方面也是。我写了十几个“民俗系列”的小说，我的小说《鞋》写的就是未嫁姑娘给爱人做鞋子，这本来是一种中原地区的民俗，日子久了，保留下来，就像一幅风景画，具有了审美性，以及经历了历史沧桑的仪式感。挖掘民俗文化的艺术性，是我创作小说的重要题材。

贾平凹：地理不同，气候就不同，地理、气候，形成了各自的风物、习俗，形成了人的性格、观念、思维方式和趣味。这一切都影响了作家写作。就拿陕西来说，陕西分陕南、关中、陕西，三个地区的作家作品风格明显不同。再从我来讲，我故乡商洛是秦、楚交混地，我的性情上、作品风格上既有秦的东西又有楚的东西，这一点不是故意为之，而是不经意地就显现出来了。

黄咏梅：日常生活就包括了作家所生活的地域、环境、文化，没有办法分割的。举个例子，相比杭州来说，广州四季不够分明，长期潮湿炎热，热带那种黏腻气息在我的市井描写里很突出，而到了杭州之后，我开始不自觉地写四季，在多篇小说里写到那种凛冽的下雪天。又比方说，现在我只在写回忆的时候会写到茶楼饮茶，写当下就不会细致地去写这些广东的生活习惯，就是觉得氛围不对。这当然只是很浅层的变化，但直接反映了环境进入写作时的差异，这种外部描写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整体呈现。

陈崇正：中元节是鬼节，但在潮州，中元节是拜祭祖宗的大节日，真正的鬼节是中元节的前一天，叫“普渡”，是拜祭游魂野鬼的节日。家家户户都会准备用纸做的衣服，叫“孤衣”，带上祭品，到桥头溪边去拜祭野鬼。祭品中包括很多复杂的样式，拜祭之前都不可能先尝，据说如果提前吃了会肚子痛，我胆子小，没试过。还有另一个鬼节是农历六月初六，那天晚上是鬼魂过桥的日子，大家都会早早关门，只怕不小心被鬼魂抓去挑西瓜。哦，对了，如果那天走亲访友相互串门，谁敢将西瓜作为礼物送过来，那估计要结下梁子。潮汕的神仙多，鬼也多，多数人生活在一个有神的世界里，认为这个世界存在天地人的分层模式，这些都对我产生影响。

石一枫：客观地说对我的影响不大，上面说的那些因素可能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吧，而我的生活经验基本上就是现代城市的，全国的城市甚至全世界的城市其实又都高度雷同，所以我不觉得自己常年混迹的地方给我带来了多么独特的民俗学资源。所谓胡同里的北京生活我也根本没过过，面对朱门只剩下眼馋的分儿。

李德南：节气、风物、习俗，往往是一个地方的独特所在。它和方言的作用类似，共同构成一个地方性的世界。如果把这些因素从沈从文、汪曾祺这一类的作家中抽离了，他们的作品会黯淡很多。

弋　舟：一定是会的。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完全可以被定义为植物，没有哪株植物会逃脱雨露对自己的限定。譬如，同为秋分，北方已一片萧索，而南方却夏意未去，这种基本的物理性差异，给予我的写作心境必定截然不同，那种整体性的情绪，转化在具体的书写中，我很难想象自己会无动于衷。

李　浩：影响一个作家的因素从来都是综合的。你所读到的影响一一存在。说实话我很希望我的写作能有某种的“南方性”，像余华、苏童，像东君，文字里有那种湿润的水意、那种流水的曲婉之声，我承认自己反复地模仿过他们并致力做得更形似一些——然而，我心向往却始终不能迈至。我也希望自己能像雷平阳，那种地域性的旷迈、苍凉和命运外凸的骨骼在写作中得到呈现，同样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迈至。我不太愿意强调自己的北方性，自己的已有、而愿意尽可能地学习未有，让未有的也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王国维《人间词话》里也比较过南北的不同，他认为，迈至极致，必须融汇南北双方的优长。写作也是如此。节气、风物、习俗——它构成每个作家“虚构世界”的坚实基石，是一个作家的背后依撑。如果在十几年前问我，我可能会说它对写作的影响不大。但，在我完成第一部长篇《如归旅店》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样的想法是错的，阿拉伯人的书中可以一句也不提到骆驼，然而骆驼的脚步声却在每一页纸上缓慢地穿行。

朱文颖：我从来没有办法在南方的夏天写作。夏天闷热潮湿，特别是夏末秋初的那段时间，中医里称之为苦夏。是一年中湿热最盛的季节。气温一低人便清醒，干燥也让人警醒。身体直接影响着思维。有时候我会想，这或许是对于“身体写作”的另一种解释。

胡性能：节气、风物和习俗，都是地域文化的一个部分。它们甚至都是作家想象的依托。通常，作家愿意把故事放在一个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里开展开。这些熟悉的节气、风物和习俗，既可能是故事产生的土壤，又可能成为文本的“肉身”。

主持人：自古论到南北文学差异，素来有北音雄壮顿挫，南曲婉约精微之说。雄壮、顿挫、婉约、精微，都是含糊的形容词，我们只能大致意会领悟。您是否认为，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下，今天南、北方的文学仍有偏向某一方面的风格差异？

……

……（未完待续）

（更多内容同时可见《江南》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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