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的满月，由宇航员OlegArtemyev摄于空间站。

娭毑去世三年半，正式立碑。这个中元节，她的三个女儿从外地赶回，与家父亲小聚，同作悼念。

八零年寒冬，我在湘中农村出生，有两个姐姐，那时计生国策已经贯彻到最末梢。母亲怀上我后，终日躲在屋仓或山上；家父自己去做完结扎手术，步行十多里回家。但生死判官没有罢手，在掀掉木屋的楼板后，酝酿更严厉的惩罚，年过半百的娭毑挡住他们，说：“你们不就是要一条命吗？把我的拿去吧！”

三寸金莲对国家机器的以死搏斗，为我获得了生命的机会。三十年后，我刚坐上返乡的客机，娭毑已经落气。那是二零一零的最后一天，又一个寒冬，她八十八岁。我是相信她能等到我回家的，据姐回忆，娭毑临终前能说出每一个探视者的名字，她说我隔得太远，不担心我，不要影响我。

她等过我两次，弥留之际，我赶回去坚持要求抢救，结果奇迹般康复。第二次最为严重，她在床上七天七夜粒米未进，仍然顽强地挺了过来，娭毑说：“昌毛，要不是你回来，我就在山上躺了好几天。”

跟权贵的重金机器维持不同，老家的乡村至今保留着特殊的死亡告别：当老者放弃治疗，全村的人轮流守夜相送，直到上山。如果医疗条件更好，我相信其中很多人可以活得更长。但是，死亡之于他们是一种自然存在，是回归，是走出时间。

在娭毑身上，我第一次有了切身的死亡记忆，毕竟血脉相连；后来与死神争抢患癌的家父，再次深刻感受到失去与得到的意义。

算起来，已有人生轨迹至少交集了三类死亡：一类是童年密友罗攀峰、中学哥们李建武以及娭毑的先后离世，占据了我的某段人生；一类是在矿难中逝去的亲朋，我在著作《递罪》中曾列过长长的名单，生活之重时常导致生命之轻；还有一类是职业生涯中的采访主角，比如瓮安女生李树芬、岳阳女警张力之、河北厅座梁云才，等等。

这其中，非正常死亡占到九成以上。为什么和平时期还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有句话说，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不幸福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其实，死神并未区分不同时期、不同地位、不同原因，但是，有一点相似，它被植入了人祸因素。

广义的死亡自然更多，比如我的这个公号。相隔33天，我被告知，中元节这天可从永久封号转为有限解禁。登陆后台，看到仍有名订阅者——居然没有出现大规模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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