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战争虽然结束了，战争的伤痛却并未痊愈，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在延续。饥饿、贫穷、死亡仍旧遍地横行，政治的残酷和恐怖仍旧阴魂不散。历史给了人类太多血的教训，然而教训带来的启示却总是那样简单——和平，和平，永不再战。

《偷自行车的人》和《风烛泪》

风烛泪

偷自行车的人

提到战后悲惨生活，就不能不提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正是从二战中孕育，为的就是表现战争时期人民生活的苦难，以此来对抗墨索里尼时期那种浮夸、庸俗甚至是赞颂法西斯政权的宣传片。事实上，虽然年意大利著名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的名作《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被普遍认为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端，但作为流派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却早积累了足够的养分。二战结束之后，新现实主义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因为战争的结束并非是苦难的结束，甚至只是苦难的又一个开始，尤其战后最初几年的物质匮乏，使欧洲各国人民饱受煎熬。在这种历史和社会背景条件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才算是真正进入了繁荣时期。

其中，维托里奥·德·西卡的诸多作品至今都被视为影史上最杰出的作品。年和年，德·西卡先后拍摄了《偷自行车的人》和《风烛泪》，两部电影在剧情架构上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描绘的也都是战后最底层人民生活的辛酸。在《偷自行车的人》中，男主角里奇的自行车在上班第一天就被偷了，于是整个剧情就围绕着自行车而展开；《风烛泪》中的老头温贝尔托则是因为付不起房租被迫与自己的小狗一起流浪街头。

在《偷自行车的人》中，由于久久找不到自行车，里奇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迫于生活的压力，最终想到了偷车。然而站在自行车跟前的里奇却始终犹豫不决，直到他狠心跺脚开始偷车，却一下子被人逮住了。这样的举棋不定，透露出的是既是老天对穷人的无情捉弄，也是人内心的良知和生存的欲望的角力，而里奇偷车这一举动本身，又何尝不是偷里奇车的人的生活的注解。德·西卡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绝不是单纯展现苦情与悲惨，而是通过展现人物的际遇和内心的挣扎表现出战后意大利普遍贫穷的状况。《偷自行车的人》的结尾堪称神迹——里奇拉着孩子走进了人群当中，再也没法分辨。细看里奇的表情，些许痛苦，些许麻木，些许自嘲，还有刚刚被抓又随即被放的胆战心惊。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人生之痛、生存之艰，莫过于此。

由于《偷自行车的人》和《风烛泪》名声太大、影史价值太高，德·西卡其他作品常常被人忽视，比如同样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屋顶》便是一部十分出色的悲喜剧。在片中，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为了找到栖身之所四处奔波。由于丈夫是泥瓦匠，二人决定找一片空地自盖一间小房，却发现如果不能在一天之内盖好房子、搭好屋顶，便一定会被警察要求推倒。于是，“屋顶”成为了他们对生活的全部期盼和目标。相比以上提到的两部，德·西卡的这部作品终于有了一丝温情和幽默，同时也更能在当下的中国引发共鸣。比如有一次，新婚的妻子气冲冲地对着女伴说道，“我父亲说得对，没有房子结什么婚！”女伴则幽幽地回了一句：“那这世上谁还能结婚？”又如丈夫走在路上，看着商店里永远也买不起的电视机上播放着“人类即将登月成功”的新闻，满怀恶意地吐槽说：“这可真是有大用哩。”所有这些，无不是最底层人民困苦生活的表征，同时也是对意大利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状况的有力抨击和辛辣嘲讽。

英格丽·褒曼三部曲、《翱翔的女飞行员》、《大师》

年的欧洲

翱翔的女飞行员

二战之后，整个世界都弥漫着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悲观情绪，因为文明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带来的不是便利、快捷，不是有利于人的生存环境，而是更大范围内的杀戮和毁灭。人们发现，以前一直为人们所信仰的神祇对世间疾苦不闻不问，人们一直所崇拜的领袖则把他们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的重建成为了摆脱贫穷之后的又一大主题。

罗西里尼在-年间创作的以英格丽·褒曼为女主角的三部曲《火山边缘之恋》、《年的欧洲》和《游览意大利》无疑是欧洲人民战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最佳写照。其中，恰好处在以讲述物质匮乏为主的《火山边缘之恋》和以描写精神空虚为主的《游览意大利》之间的《年的欧洲》可以说是三部曲中意涵最为丰富的一部。在片中，英格丽·褒曼饰演的贵妇骤然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子，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无处施放母爱的贵妇无意中发现了底层生活的苦难，并在左翼思想的影响下投入到了慈善事业当中。然而随后，贵妇意识到左翼思想并不能拯救世人，于是便希望用宗教的力量感化他人，甚至不惜以与妓女、杀人犯同住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想法。观众跟随着贵妇的脚步，从个人走向社会、由富裕步向贫穷，最后由意识形态转向宗教信仰，整个欧陆社会形态的分裂和精神状态的迷茫尽收眼底。

有趣的是，现实生活中褒曼与罗西里尼的婚恋历程本身就可以看作是战后某种精神世界混乱崩坍的写照。年，英格丽·褒曼被罗西里尼执导的影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深深震撼，于是抛家弃子远赴意大利，不久便与罗西里尼生下了一个孩子，由此制造了影史上最著名的一起绯闻。二人年在意大利成婚，但婚后生活却并不顺利，这段所谓“七年之痒”的婚姻也在年正式宣告破裂。从某种程度上说，罗西里尼与褒曼合作的三部曲恰好反映了二人从热恋到矛盾直至崩解的全过程，尤其是《游览意大利》中男女主角的种种表现更是现实中的真实情况。正因如此，一些评论也认为，罗西里尼不仅在这三部曲中完成了从物质匮乏向精神空虚的过渡，还创造性地探索了私密的个人经验同电影中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使得电影能够更深层次地展现出创作者甚至人类内心的焦虑。

当然，精神的崩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绝不仅仅是个别国家、个别地区或者个别人群中出现的现象，凡是在战争中饱受磨难的民族肯定都有着相似的体会。比如，前苏联女导演拉莉萨·舍皮琴科执导的作品《翱翔的女飞行员》（）就对当时苏联女性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故事当中，一个女飞行员进入社会之后变成了一名威严的女校长。尽管她的内心充满了对学生的喜爱，但学生却完全不领情。生活中的女校长同样面对着丈夫的离世、女儿的离开，似乎一切都渐渐离她远去，剩下的只有忙碌而无聊的生活。影片结尾，校长再次来到了飞机场，在一群飞行员的簇拥下登上了飞机。眼见飞机就要被众人推入库中，校长一把将飞机开上了天，再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

舍皮琴科用“飞机入库”隐喻精神的颓废和死亡，生动地剖析了“女校长”这样一类看似纸片般平面的人物，展现了战后苏联人茫然的精神状态。《翱翔的女飞行员》的结尾看似自由，实则悲观——因为，飞机总有降落的一天，而当那一刻到来之时，生活又将落入无尽的痛苦和百无聊赖之中，人也不得不面对自身的存在，思考自身的存在。这大概就是战后存在主义勃兴的原因，也正是“存在先于本质”这一说法的意义所在。

除此以外，美国独立电影大师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年拍摄的电影《大师》（荣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也十分精确地还原了美国大兵二战之后的生存状态。因战争打击而变得有些癫狂的弗雷迪（杰昆·菲尼克斯饰）在二战结束后回到故土开始新的生活，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为复员军人提供了心理和精神疾病治疗，弗雷迪的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的趋势，反而愈发严重起来。正在此时，弗雷迪遇到了科学教“大师”卡斯特，并成为了他的治疗对象，二人也在互相接触的过程当中逐渐成为了好友。

在这部影片里，安德森并没有试图阐释“人如何陷于伪科学而无法自拔”这个事件本身，而是把每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暴露在观众眼前，从而展现出一个“人人需要精神治疗”的病态世界。事实上，战争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暴力倾向、性压抑等等问题正是通过卡斯特的信任和安抚得到了改善，弗雷迪对卡斯特的不信任也恰恰使得一个士兵再次获得了已经丢失的人的情感。直到影片结尾，保罗·托马斯·安德森都没有讲明到底是什么使弗雷迪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这部“关于二战的电影”中，从未出现的战争其实才是影片真正的主角。

灰烬与钻石

寂静太阳年

二战结束之后不到一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即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序幕。原以为能够休养生息的欧洲民众陷入了新一轮的对峙之中，而地处中欧的波兰无疑就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和冷战的前沿阵地。几十年中，许多波兰电影作品都对波兰战后初期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其中就包括去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修女艾达》。实际上，早在政治大清洗之前，波兰多党制的建立就为之后发生的种种政治灾难埋下了伏笔。

对此，电影大师安杰依·瓦伊达的名作《灰烬与钻石》（）选取了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节点，即波兰解放当夜作为时间坐标。当时的波兰正准备在各个党派的基础之上建立多党制以达成暂时的政治妥协，但表面的平静却掩盖不住台面之下的种种动作。在片中，主人公马契克奉市长命令准备暗杀工人党地区书记斯祝卡，却因为种种意外一直没能成功。当天夜里，马契克又在酒吧里认识并且爱上了吧女里斯蒂娜，刺杀的愿望因此进一步降低。然而命令不容违抗，马契克在一番挣扎之后最终刺杀了斯祝卡，却在准备离开那片是非之地开始新生活时被警察枪杀。

通过着力描绘马契克内心世界的无奈与彷徨，瓦伊达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胜利到来了，然而胜利到底意味着什么？平民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和政治斗争的残酷在波兰解放前夜就已经分道扬镳，而这还是当时大部分平民并未意识到的。片中有一幕颇具象征意味：当人们还在酒吧里欢歌起舞之时，马契克已经站在了工人党书记面前。随着几声枪响，斯祝卡应声扑在了凶手的怀中，而此时庆祝波兰解放的烟花随之在空中炸裂。胜利、死亡、转瞬即逝的美好，所有意味在这一刻融为一体。应该说，《灰烬与钻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成功地表现了已经存在的彷徨与即将到来的纷争，在一片迷雾般的欢乐祥和中看到了一颗埋藏在民族根基处的定时炸弹。从这个角度上讲，《灰烬与钻石》和费穆执导的《小城之春》颇为相似——它们虽然逆潮流而生，却紧紧地扣住了时代的脉搏。

相比之下，克里什托夫·扎努西执导的作品《寂静太阳年》（）则把目光投在了整个欧洲的局势上，通过一个美国大兵和波兰女人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政治的残酷。故事当中，一位在波兰执行任务的美国士兵爱上了一个波兰女人，双方虽然语言不通，却能靠眼神和几个简单的单词拼凑出对方的情绪和意图。由于始终不能确定自己的丈夫是否已经在战争中死去，女人对大兵的示爱一直表现得十分冷淡，直到有一天，女人再也忍受不住情感的煎熬坠入爱河，美国士兵却接到上级命令立即撤出波兰境内，两人也从此天各一方，再未谋面。

作为电影界为数不多的“理科型”导演，扎努西本人在大学期间先修了物理，然后修了哲学，最后才专攻电影方向。正因如此，其执导的影片也往往富于理性的魅力和思辨的气质。《寂静太阳年》看似是一个爱情故事，其实却掺杂了作者对于爱情的深入思考——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欲望、背信与承诺，甚至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都在故事的进行中不断地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寂静太阳年》中讲述的悲剧，既是主人公性格的悲剧，更是政治阵营的对抗造成的必然后果。正因如此，人们无不呼唤和平——当战争来临之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平民百姓，而战争给人带来的伤痛更是由外及里，永难弥合。

“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既然有生命，我们就应当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幸福。”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这是战争一代对生活的美好愿望，更应成为和平一代的信念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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