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勇拼搏的一生

-----－－－为何报权《我的经历》作序

卢灿

我和报权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医科大学生，同窗求学5年，共事工作36年。深知他的为人处世、思想品质。因为我们既是同志，又是夫妻，40年相濡以沫，在他成功的事业中渗透着我的汗水。

他身世贫寒，从一个‘小牧童’、‘小农民’成长为大学生、一名高级知识分子，路途的坎坷可想而知。但是他能披荆斩棘，知难而进，奋勇拼搏，园了自己的读书梦。

20世纪60年代，国际风云变幻，国家外忧内患，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的时候。他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在各种苦、难、危、急的工作中身先士卒；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争，经受得起最严峻的考验；改革开放时期，他为政清廉，两袖清风，直到解甲归田，保持晚节。

《我的经历》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他的生平。文笔通俗流畅，真淳浓意，没有华辞丽语，有似文像其人之感。他一生耿直诚实，勤劳俭朴，乐于助人。希望对读者（后人）有所启迪。

、8、30、

一、波涛村的第一名大学生

1、家乡

五岁是孩子开始有记忆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村不算大，只有七、八十户人家，全村不足人，村名为古头坡。解放后，村里来了一位小学老师--莫雨冲，他觉得古头坡这个村名不好理解，也不好听，想把这村名改一改。这个小村庄四周都是稻田，村前有一条小河流过，眺望远处有翠绿的群山围绕着，置身其中让人不觉心旷神怡。但是每到夏天下大雨后，经常洪水泛滥，稻田被淹，整个村子就象浮在海里的一个锅盖。村边的几户人家也常常被淹。夜间大水一来，锅盖也漂流出水面，所以附近村民常为此潮笑说“水推锅盖古头坡”。因此，莫雨冲老师想了好几天后才对村民说，将村名古头坡改为波涛村为好。所以，大约在年开始才正式定名为波涛村。当时整个村子都比较贫穷，从村头到村尾只有一条比较大呈S形的村巷，村的中心有一座人造‘泰山’和一棵古老的榕树，是村民纳凉的地方。全村除了两个大户是火砖建的房子外其余的都是泥砖房子。村子里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除了“S”形的村巷外，其他的巷子都是死胡同。据说这样的规划主要是起到防盗的作用，不了解村子的贼进来后就别想出去，非被抓住不可。

当时村里的群众文化素质很低，解放初期村子里95%以上都是文盲，过年时想找个人写对联都很困难。我的伯父念过私塾，全村也只有他外出做事。我家有六口人，水田八亩，为了多挣一点钱，父亲在新圩开个小店做些小买卖，母亲则纯粹是个农家主妇。哥哥报楠因先天性马蹄内翻足，从小残废；姐妹俩人年少无知，从小不爱上学，家中因缺乏劳动力，常雇用一名长工兼顾家中及小店的生意。为此，土改时险些被评为地主成份。其实，我们家最多能算得上个中等家庭，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并好过，姐姐出嫁那年因为操办她的婚事，又遇当年大旱农作物失收，那年过年时家中存粮只有六斤大米，正月初二，父亲就开始出门借米。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也常是一日两餐，农闲时吃稀，农忙时吃干。小时候，我最喜欢过年和过中元节（农历7月14日），因为一年中只有这两个节日家中才会杀鸡、有肉吃，平时每餐都是青菜，即便是有亲友来，蒸一两个鸡蛋就算是特别招待了。总之，在解放前，一日两餐都能有粥饭填饱肚子就算生活好了。

解放后，家乡和全国一样，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农业合作化、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几经波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又重新获得了土地。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农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要说上小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我们的家乡，由于经济基础差，村干部的文化水平低、素质也不高，思想保守。因此，40多年来没有很好发展。现在大部分的农户已迁上木搏坡，老村破烂不堪，村里的学校也停办了，孩子们上学要到别村的学校去。乡村道路通车困难，雨天连小车都开不进去，大小水利多年失修，很多原来是保水田现在也要人工抽水才能耕种。所以整个村子人口是增加了，但基础设施极差，总体说来还是很落后。

2、不愿放牛我要读书

土地、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一般农家都有一头牛，有钱人家养水牛，穷些的人家就养黄牛，无牛的农家是最穷的了。每天早饭后，各家各户放牛出栏，先是水牛，后是黄牛，一头接着一头地从村里走上山上，真是浩浩荡荡的。牧牛人几乎都是小孩，也有两三个大人，牧牛人参杂在牛的队伍中间也倍感威风。傍晚，牧牛人大多数肩挑牛粪及柴火在牛群后面赶牛回家。山果成熟时牧童在山上饱食野果后也会把果子带一些回家。我家的那头黄牛是特别大的公牛，吃草总是在前面，放牧时常会野性发作，我曾两次被它打下水沟。在所有牧童年中我的年纪是最小的，我们一般把牛赶到了“大水地坪”后就由其自由找食，牛喜欢合群，无论觅食多远，一般都是成群的。

“大水地坪”有一棵古松树，约莫已有近百年的树龄了，可是枝叶茂盛，在树下30多平米的四周内都非常阴凉。每天我们到那里后，就在地坪上嘻戏。大人以长者自居，很少参与，他们或是去打柴或是去做干农活。老牧人是指挥官，一般到了地坪后抽了烟就睡大觉。小牧童嘻戏够后就去找野果吃，有时受大人的摆布去群众的地里偷红茹、芋头。回到地坪附近的田里，大牧童用泥土堆成窑，小牧童去检柴火，然后，把茹窑烧得红红的时候，将红茹、芋头丢入窑内，再将火红的泥土打碎封窑，十多分钟后茹味飘香，闻者唾涎，吃起来确实津津有味。野果随季节不同而不同，七、八月时稔子最多，吃饱后常常带一些回家。其他的时候有牛奶果、杨梅、小草莓等等。冬天，无野果了，就挖山茹、硬钢（一种极富淀粉在地里长得很深的根）。在山上能吃的东西是日新月异的，所以去山上放牧是够开心的。但是牧牛也有很苦的时候。尤其是冬天，草木干枯，牛吃不饱就到处跑，到时间不肯回家。有一天，到赶牛回家的时候了，可是却找不见我家的牛。其他牧童早已与牛列队回到家了，我仍在山上找牛，跑了几个山头不见牛的影子，牛丢了怎么办？我着急得哭了。那时候，寒风伴细雨，衣服外边是雨水，里面是汗水，湿透了。光着脚不知踩了多少荆棘，因为麻木了一点也不觉得痛。天快黑了，我只好沮丧地回家。可幸的是在牛栏里又见到了我那头可爱又可恨的大黄牛。当时我挥鞭想狠狠地抽它几鞭的，就在那时它对着我“嘛！嘛！”地叫了两声，似乎是向我表示歉意，我心软了，放下了鞭子，用双手扶摸着它的脸，然后用绳子把它拴好。到家时妈妈在焦急地盼望我。我见妈妈后，立即扑入她的怀里。妈搂住我，觉得我全身发抖，看看我裤子也破了，脚上被剌得鲜血淋漓，她的眼眶也湿润了。

在我6岁那年，元宵节过后，学校开学了。绍先、金文、木堂等三人来约我去学校报名，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因为我还要放牛。姐姐见我在小巷中哭泣，我见到姐姐后哭得更伤心了。她问：“你哭什么？”我哭着说：“我不放牛了，我要读书。”姐姐很同情我，抚摸着我的头，用手擦拭我的泪水。轻轻地对我说：“回家吃饭，我同妈妈讲给你去学校。”我们回到家时，菜已上桌了，姐姐给我装了饭，可是我就是不吃，两眼泪汪汪地望着姐姐。最后，还是姐姐先开口，“妈妈！弟弟不愿看牛了，他想要读书。”妈沉默了，她心想读书是好事，但请人放牛一年要一担谷子呀！看看家里的情形她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是劝我吃饭，至于给不给我上学始终不表态。刚好，这时爸爸从新圩回来，他了解了情况后，马上就答应让我去读书。吃过饭后，姐姐高高兴兴地带着我去学校报名，我得读书了。

开学的那一天，我起来得特别早，刚洗过脸，妈妈就给我端来一小碗热腾腾的肉汤，汤里有肉片、香葱、蒜叶、芹菜、芫茜等。闻一闻香极了！从妈妈手里接过肉汤，吃着觉得心里热呼呼的。这时妈对我说：“喝完这碗汤，你读书就会变得聪明会算数，要勤奋、学业有成。”原来汤中之物每一样都真有其用意的。喝完汤后，妈妈又让我拿菜刀将一枝毛笔破成两半（取“破笔读书”之意）。然后我就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那时候村里的小学大约有20多名学生，分为两个年级。由一名老师任教，进行复式教学。语文课首先是老师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然后讲解、讲故事。第一课的课文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快乐去游戏。’老师主要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来，什么是去；算术是写1----10的数字。下午就是练习写字，因以前无幼稚园，一进学校就是初一。用毛笔写字，开始是描红，到二、三年级就自已习字。我学习很勤奋，练字认真，老师不上我年级的课时，我也专心写字，其他有的同学跑出座位、有的又趴在桌子上睡觉；跑出座位的就挨打手掌，多数由学生打学生，不出力打的同样被打，太调皮的就罚站，重些的就会罚跪；趴在桌子上睡觉的，老师就用红笔在他眼上画上两个红圈。我年纪小又听话，考试成绩也好，所以老师很喜欢我。

学校没有开设三年级，读到三年级时，我就转到附近较大的黄塘村小学。由于是外来学生，所以常被当地的较大的学生欺负，好不容易读完了四年初小，接着考上高小。那时候，方园十里才有一所南乡中心小学。所以被迫离家住校就读，这所学校在当时来说，规模是较大的，但职工也不过十名。我在校时正当解放前夕，兵荒马乱，一年换了两个校长，每个校长调来时都带来一名肥胖的食堂总务，有的带来了教导主任。当时的学生几乎都是内宿、内膳。因流通货币一日三变，最后在市上货币根本就买不到东西。学校为适应当时情况，故所有交费都以大米为准。每个学生一个月要交70斤大米，其中包括菜金了。这个数量在当时不算少的了，可学生吃得够苦的。饭里经常有米虫，饭箩一股馊味，隔餐饭酸臭得更难闻。八个学生一桌，三小碟青菜，一年见不到一点肉腥味，份量也少，有些胆小的学生能吃到的东西就很有限了。如果一桌中有一个不守规矩贪吃的，就要乱套，一碗饭没吃完菜就没了。无奈，只好每个星期天都得跑十多里路回家吃一顿饱饭。晚上学校里一片漆黑，点着煤油灯上自修课。有一个晚上，下自修后，几个大点的同学在我们的宿舍开赌博摊，被值日老师发现，在场的同学全都被叫到操场罚跪。我虽不赌，只是在那里睡，也一样受罚，后来那几个大同学被开除出学校。

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学校也非一片净土。我所在的学校就充满着火药味，当时有教职工13名，其中5人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其余是高中毕业，师范毕业的老师家境较穷，富有革命性（后来才知道其中一名为中共学员，地下工作者），高中毕业的老师家里都比较富有，多为士绅子弟，有钱有势。一次，听说是为了改善学生伙食问题两派老师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教导主任竟然拿出手枪拍案而起。可想而知当时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年11月25日兴业县城解放，学校宣布停课，学生各自回家。我和张绍先同路回村，当时村里静静悄悄的。回到家看到家中空无一人。后来我又到绍先家，听张大伯母说，大军撤退后全村人都上山上去了。于是我饿着肚子上山去，大约黄昏时分我终于在‘新塘肚（山地名）’找到了妈妈，不知是高兴还是害怕，扑在妈妈的怀里我动也不能动了，说不出一句话来。妈妈抱我一会儿后，就去找饭给我吃，因为太疲劳了，不知什么时候在草地上睡着了，我醒后发现太阳已一丈多高了。不久，两名侦察员从新圩回来报告说，他们已经见了解放大军，这个军队的纪律严明，告示上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对群众很好、很和蔼，我们不用怕，大家可以回家了。于是当天几乎所有的群众便陆续搬回家了。

家乡解放了！村里成立了农会，年春节也特别热闹，在村农会的领导下，大人们办起了扫盲夜校，也叫成人识字班；小孩子也组织起来成立儿童团。我们天天去农会学唱歌、跳舞，更有趣的是打钱尺，好跳又好看。正月初二的一大早进行春节大游行，舞狮在前面，接着是秧歌队、儿童团打钱尺队。后面就是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出了村的大路口还有人发饼干，每人两块，我是在儿童团的钱尺队伍中。游行经过历木山、六望、黄塘、新圩，到11点钟左右才结束。

正月十五早上，大约三、四十个解放军绑着高高的木脚（高橇）到村来表演节目，同群众一起庆祝解放、欢度春节。军民鱼水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吧，当时我就很羡慕解放军。就在那天，我们村最穷、生活无着落的分弟兄跟随解放军参军去了。解放刚一年，村里环境虽无多大变化，但人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后来搞清匪反霸、土改、斗地主分田地等等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解放的第二年秋，南乡中心小学校继续开办复课了。我和绍先、一弈又回校读书。当时学校已大变样了，老师、校长教导主任等都是新的，食堂里还有一名山东籍的解放军（因病不能随队而留地方的）。学生和老师同桌吃饭，三大碟菜一大碗汤。肉虽不多，菜是够吃的，饭也能吃饱，比起解放前的学生食堂就是天壤之别了，更何况师生同桌一起吃呢！我们班是毕业班，旧同学只有十多个，其余都是新的大同学（年龄最大的有25岁），全班30多人，我是最小的，坐一号位。大同学并不欺负我而是十分爱我，因为我记性好，聪明。班主任、老师对我就更关心啦。那年的八月十五班主任还请我们到他房间吃月饼哩，解放前是绝对没有这么好的师生关系的。男女同学之间也很好，当时学校组织一个篮球队参加兴业县首届篮球比赛，女同学就自动为男球员做球衣，一针一线把地队名与号数缝制在线衣上（那时候没有印字的），一位女同学通过这活动还对一位男同学萌发了爱情。大的同学大多数学习成绩普遍较差，而我年纪虽小，当时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是老师讲过的、课本里有的都记得很深刻，做作业快得很。陈志斌是班上最大的同学，他很喜欢向我提问题，我总能很流利的背出来，他十分佩服我的记忆力。也因为这样他爱和我一起玩。一个星期天，他带我到他家（马塘村）去玩，他的堂妹振娟同学也来同我们一起吃午餐，然后一起回学校。其他同学知道后就暗中议论纷纷，在班里闹得沸沸扬扬，我却不知道。为了这事，班主任找我谈话，问我是否和振娟早恋，没有的事我怎能承认呢？可是班主任拿来一张落款是何报权的小字条（说是夹在振娟的书里的）那时我不知如何说才好，我一气之下离开了班主任。过后，我有些后悔当时不去认真看看到底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是怎么样模仿我的笔迹来写的。因为要准备毕业考，这个事就这样过去了。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每想到这件事我的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如果有机会能见到振娟，我一定把此事说个清楚以消除误会。

毕业前夕，学校根据我的学习成绩、在学校表现及家庭情况，保送我免试直升兴业县初中。全校只有一个名额，因为我年纪小，对这样的好消息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可是年纪大的同学总在我面前坚起大拇指，我还觉得害羞呢！不管怎样，这都是“我要读书”的志向的首次回报吧！

如果把人生接受教育的全过程分为启蒙教育、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三个阶段的话，小学毕业即意味着启蒙教育阶段的结束。接着就是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了。

解放初期全县只有一所初中，就在兴业县政府的傍边。刚入学校时一切都很陌生，班里40名同学一个都有不认识。班主任何成杰，是外地人，讲白话，载金丝眼镜，很威严，看上去有些可怕，他上语文课。课程除了语文、数学外还有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英语、图、音、体育等。比小学时候学的多得多。其中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课程。何国元老师读韦氏音标，可我们怎么都学不会，他就干脆教我们用汉语来硬拼生字，如‘书’就是‘OOK屋，BOOK卜’，可以说是‘兴业式’英语。同学们问；“老师，为什么‘书’叫做‘卜’呢？”得到的回答是；“英语就是这样了，没有什么理由解释的。”搞得同学们啼笑皆非。所以，当时课时最多的英语课就象音乐课一样有趣又乏味，上课时好觉得玩，放学了却不知道学的是什么。而使我们佩服的梁廷凯老师，他没有半点老师的尊严，穿的是土布衣服，与老百姓的唯一区别就是衣袋里多了几枝粉笔，上课时不带书，也没有讲稿。可是他能把数学、化学的所有例题一字不差的写上黑板。解题时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同时，方法多、速度快，掌握时间好，讲完课时内容下课钟就响了，所以同学们都很爱上他的课。教导主任曾超峁是一名中年音乐教师，他有一副蒋大为一样的金嗓子。《在和平的大道上，前进！》是他经常唱的一首歌曲。每当他早、晚在房间里高唱这首歌时，不少同学和教师都在其宿舍周围站着听。欣赏他的歌。听说他也有悲观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叛党分子，他悔恨自己向国民党自首，以至使党内对他作出开除党籍并永远不能再入党的决定。他很后悔、悲伤。我们的历史老师汤森年纪最老，一家七口就靠他的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过得很苦。他没有一件完好的衣服，尤其是冬天的棉衣补了又补，可是他上课非常认真而搏得学生的爱戴。部分学生星期天回校时总带些青菜、红薯、南瓜等给他家。解放初期人民生活得很苦，县城也没有什么基础设施，可谓百业待兴。县城没有电灯，晚上学生上自修是用汽灯照明，街上的商店点煤油灯，当时煤油也是定量供应，农村每户每月供应1两，其他的物质就可想而知了。

我入学的第二学期，全国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庆前夕，为了战备，学校进行反细菌战演习，我们在山上整整搞了一天。回来吃了晚饭后接下来又要排练国庆晚会节目。可是我到教室不一会儿，只听到锣鼓响而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同学们还以为我是假装的，我着急地哭了。后来还是同学扶我回宿舍，我在床上流着泪，那晚上我好晚才能入睡。第二天起来看东西很清楚，我又去上课了。可是到了黄昏又什么都看不见了，在灯光下伸手不见五指，才知道是患夜盲症。只好请病假回家，妈妈知道我的病后就托人上圩买了二两猪肝，她又到果园里摘了些龙眼树叶一起煲水吃，果然见效。当晚就能看见东西，和往常一样了。在学校食堂开饭，一天6分钱菜金，谈不上吃肉，就是青菜也是煮得黄黄的，没看见一滴油。多数在校开饭的同学都从家中带些油或腊味、咸鱼之类的小菜，每餐各自加些吃的。而我呢，食堂分给什么就吃什么，怎么不成夜盲症呀！为了求知识、学文化，我愿意吃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