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林,男,湖南省吉首大学政法学院历史系教授。刘锋,男,湖南省吉首大学民族学院研究所副研究员。

汉文文本历史志整理与其它民族志整理有别,它除了遵循一般汉文典籍的整理原则外,还会遇到一系列特殊的难题,如文化流变断代考释,族称沿革的考订,古民族语词的破译,已消失古文化事象的复原,等等。本文仅以《百苗图》整理研究为例,分六个方面探讨历史民族志整理必然面临的六大难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方法。

历史民族志文化流变族称沿革古文化复原

诚如民族学前辈宋蜀华先生所言,整理汉文本历史民族志有六重困难。其一是原作者立场导致的精华和糟粕分辨难;其二是典籍中涉及到的各民族语词破译难;其三是相关地名的沿革考订难;其四是文化事项诠释中流变脉络把握难;其五是文化本位偏见排除难;其六是文化事项传播、变异线索理顺难。结合我们六年来对《百苗图》校勘考释的工作,完全印证了宋先生的真知灼见。若进而考虑到研究成果的接受,又会因这六重困难诱发出三大障碍来。

首先,为了排除这六重障碍,不管是校勘还是注释,历史民族志都会比其它汉文典籍显得臃肿庞杂,致使读者阅读难,查寻难,理顺、注释、笺疏、考订更难;其次是层层注释、笺疏后,终究会在无意中掩盖了原文,致使读者透过校释从整体上把握原文极不容易。最后是读者在原文的基础上反观研究者研究考释历程,进而从整体上把握研究者成败得失更其不容易。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不仅整理研究民族志方法有待更新,就连成果的表述体例也需要创新。以下仅就六年来校释工作的感受略抒己见,以求正于海内贤达。校注历代典籍,成功的关键在于确认最早的珍本,得不到珍本的情况下,也得找出最佳善本作为工作底本。在这一点上,校释历史民族志与一般汉文典籍并无二致,但具体到《百苗图》一类私家著述、私家传抄的历史民族志典籍,就大有深入探讨辨析的必要了。

六年来我们先后搜集到《百苗图》公私所藏百余本,排除那些明显传抄于20世纪的传本外,最难判断优劣的是那些早年的私家抄本。《黔苗图说》本附图最为精美,据书画专家鉴定,说绘画作者承乾嘉画风,为较早临抄本无疑。该本又是桐城姚氏家藏本,内封有桐城姚氏家藏本印鉴为证。凭着桐城姚氏的书香声望,该本也当属善本,加之该本保存完好,仅缺“蔡家苗”和“青江苗”两条,又是我们所收版本中最难得的准足本之一。再有,该本中错别字最少,文句最为通畅,极少脱衍。若按常理,该本理当为最佳善本,用作工作底本,当之无愧。

《柒拾贰苗全图》本则不然,该本仅存七十条,比之于陈浩原著整整残缺了十二条。而且该本前无目录,又无编排序号,由折叠活页套装而成,根本称不上是足本。该本又无收藏者印鉴,抄、传、藏线索根本无从稽考。然而,在通览全书原文后,陆续发现了很多足以佐证其价值的蛛丝马迹。其一是,该本的装裱用纸上残存有“乾”、“嘉”二字的纸头,足证其抄存时间较早。其二是,该本用字十分蹊跷。举例说,凡属有关彝族和苗族的条目,往往有意删去了相关条目族称用字的“犬”旁,但对布依族条目的族称用字则保留了“犬”旁。这一发现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它绝不是为谋利而抄临的抄本;二、出资抄临者或珍藏者,很可能就出身彝族,抄书是为了珍藏,因而尽可能忠实于原本是情理中的事情;三、保留布依族族称用字中的“犬”旁,但有关布依族条目的原文中,绝无增加褒贬用字的痕迹,足证该本在传抄中忠实于原文。其三是,横向对比其他抄临本后,发现该本每条原文,字数均比其它临本多,而且所有字句并无后世串入的痕迹,足证该本距离陈浩原本最近。

至于《黔苗图说四十幅》本,一则因为它残缺太甚,二则因为它附图所绘内容严重偏离其它各本,三则因为其原文明显承袭于《黔苗图说》,足证它是比《黔苗图说》晚得多的同系统抄本,其价值远在《黔苗图说》之下。

最难判断其价值的是台湾影印的两个抄本,据影印主持人芮逸夫称,两本的原件均为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单凭傅斯年的藏书声望,这两个版本的价值似乎不容置疑。加之,其中的《番苗画册》本还有乾隆皇帝的印鉴、郎世宁的题名以及热河行宫的收藏编号,更足以显示其身价。但经课题组成员杜薇反复考订后,发现这是一个十足的伪本,仿伪的时间迟至辛亥革命以后,仿伪者甚至没有过真正的《百苗图》抄本。至于台湾新版的《苗蛮图册》,虽说八十二条俱全,但原文人为删剔,乃至苟简。附图不少地方所绘失真,绘图的版式也偏离了其它早期版本,足证是一个比《黔苗图说四十幅》更晚的抄本,而且是与《黔苗图说》同一传系的再抄本,其价值也不甚高。

综合比较各本后,我们进而注意到,20世纪后的抄本其原文与《柒拾贰苗全图》本最为接近,属于同一传系的抄本。最后我们认定在所有抄本中,《柒拾贰苗全图》本为最佳善本,被选定为工作底本,所缺条目在不得已时才以《黔苗图说》本相应条目充作工作底本。我们这种几经斟酌的最佳善本选定,在以后的校勘工作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回报。举例说,凡属《柒拾贰苗全图》本系统的抄本,原文中写作“同汉名”之处,《黔苗图说》本系统的抄本一律改作“同齐名”,虽仅一字之改,但写作“同齐名”表面看似乎十分典雅,但骨子里却暗藏着将汉族居民视为内己,将少数民族视为异类的主观用心。传抄者的立场、观点,仅一字之差就暴露无遗。事实证明,校勘《百苗图》一类的私家传抄历史民族志时,善本选定不能照搬其它汉文典籍认定善本的传统经验。除了细细玩味外,更重要的是结合原书作者的经验和立场,从到手的版本中筛选符合这种经验立场的抄本,去认定其优劣。

校勘历史民族志最容易发生失误的地方,是对混入的民族语词的辨识偏颇。《百苗图》中的“佯僙”一名,鉴于历代典籍中异写甚多,而表音相近,认定它出自少数民族语言音译并不困难,但要裁定它出自何种民族语则大费周折。校勘之初,我们凭借“佯僙”这个群体的分布区在明代与土家族侗族分布区交错,曾一度猜测它可能出自土家语。后来凭借“佯僙”人其文化特质接近苗族,又曾怀疑它可能出自苗语。其后,又因为这个名称两字叠韵,还曾一度怀疑它是汉族赋予的称谓。但这些猜测最后都被相关民族语音语位结构的参比所否定。鉴于土家语无后鼻音韵尾,自然不可能出自土家语。而苗语无汪韵,出自苗语也自当排除。乾隆《贵州通志》中,“佯僙”又异写作“佯荒播”,加上“佯僙”二字在汉语中含义无着落,出自汉语更该排除。借助第二次民族识别中对“佯僙”的识别论证材料,我们才注意到“佯僙”人自称为“蓬油”,而“油”是布依语中对苗瑶各民族的泛称。这才让我们茅塞顿开,想到从布依语中寻找对音词,最后终于发现“佯”出自布依语的“环首刀”一词,“僙”出自布依语的“烧畲地”一词的音变,“佯僙”原来是布依族居民凭借所用的工具赋予“刀耕火种”居民的他称。回顾“佯僙”一名的校释疏证过程,我们都一致认定,自己是走了一条大弯路,正确的研究办法不应该是先猜,而是应首先比较相关语种的音位结构,这样一来,土家语、苗语、汉语都能一次排除。其次,应该考虑《百苗图》中的“佯僙”人的分布区处在布依族分布地的包围圈内,集中力量在布依语中找对音词,那么整个研究就可做到事半而功倍。在汉文典籍中,可能对少数民族语词采取反切音译的方法来译写。对此,张民先生早有论述,他指出“仡伶”一词是侗族自称“更”的反切音译。其后,杨庭硕先生在《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中,又展开了全面的论述。但具体到《百苗图》中的民族语词认定时,我们同样走了弯路,没有将相关语词针对性地与相关的语种或方言作音位参照,而是盲目地顺着前人的记载去猜测。举例说,“克孟牯羊苗”一名,我们就顺着古人的记载,去猜测它是两个地名。后来又猜测“克孟”是当地苗族的自称,“牯羊”是当地地名,但只猜对了一半。最后,由于参照了紫云县民委对当地苗语语词的记音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地苗语将“山谷”一词读作“岗”,这恰好是“牯羊”二字的反切音译的对音字。倘若我们一开始就凭着张、杨二位先生的提示,针对性地在苗语麻山次方言中找对音字,岂不是更加省事。不过话又说回来,若不是经过这番磨练,即使别人将正确的方法告诉了你,你也很难运用自如。

校勘历史民族志最头疼的是地名沿革考订,并从中发现文献记载的舛误。一则,历史民族志中出现的地名往往是仅见,极度缺乏旁证材料;二则,历史民族志中出现的地名异写太多,很难辨析源流;三则,历史民族志中的地名同名现象严重,很难确定所涉及地名的具体方位。由此,我们总结出一条不配称作经验的私见,那就是不能盲目从众。其间的理论依据也不复杂,正因为地名沿革考订难,因而一旦某个早期版本错写了字形相近的地名,以后的传抄者就很难辨认其错误所在。因而,仅凭到手版本的地名出现频率的多少去判定正误,肯定要出错误。举例说,《百苗图》中的“蛮人”条,众多的版本都称其分布于丹江,仅个别版本称其在丹行、丹平。若简单地以数量判定正误,显然肯定认为陈浩原本认定“蛮人”分布在丹江。但仔细一想,“蛮人”一名明代早已有之,而明代丹江尚未开辟还属于“生界”,何以知道“蛮人”分布在丹江呢?再则,陈浩任过“八寨理苗同知”,八寨与丹江毗邻,他应到过丹江,那里有无“蛮人”他应知道,断不至于出现这样的失误。更关键的还在于丹江,即今天的雷山县,直到解放前夕,该县98%的居民都是苗族,根本没有土家族居民(即《百苗图》所称的“蛮人”),说“蛮人”在丹江显然毫无根据。不过光凭推理去辨别正误还不足以服人。

我们不得不全盘系统清理贵州以“丹”字开头的地名。凡经周折后才注意到丹平、丹行两长官司,在明代末年曾一度隶属贵定县,清初相沿未改,仍归合并后的贵定县,雍正大改流后,改隶大塘分县,不久两长官司又被罢废,改置为通州里。这最后一次地名变革距陈浩成书,时间相距才半个多世纪,陈浩断不至于连这一点也弄不明白,错将“丹平”写作“丹江”。然而我们仍不放心。直到涂光禄先生作汉语方言调查时,无意中发现平塘县通州一带的汉族居民所操土语,与贵阳土语完全一样,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汉语方言不相同,我们才放下心来。原来,当代贵阳土语的语音音位与土家语的语音音位极其相似,可以视为早年的土家族居民,用自己的母语音位系统学汉语而定型下来的汉语土语。如果通州地区居民的土语历时过程与贵阳土语不同,断不会两地直线距离相距多公里,而音位结构和语词读音会如此相似。有了这样的旁证之后,我们才最终认定通州地区的汉族居民,正是《百苗图》中所称的“蛮人”后裔,尽管他们在当代已经汉化,但在《百苗图》成书时代,他们却被视为土家族而非汉族。以此为例,民族志中的地名校勘比起其它汉文典籍来,确实不胜繁难,稍有不慎,必将贻误后人。

历史民族志中对各民族葬习的记载往往缺乏系统,而且容易出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则是情绪问题,作为局外人的汉族文人,当然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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