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元节，缅怀日，为大家推荐的是现任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军为怀念恩师董辅礽教授而写的三篇文章。董辅礽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一代经济学大师”之称，有两个著名观点：发展论，婴儿论。李军是李瑞环的秘书，也是著名填词作家，逻辑思维缜密，文学底蕴深厚，这三篇文章一篇写于董辅礽教授逝世时，一篇写于董辅礽教授逝世十周年，还有一篇是怀念董辅礽教授而创作的歌词，均是由感而发，由情而生，由义而成，浑然天成，感人至深。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值得我们铭记的人！以下三篇文章选自《李军讲话文章汇编》共篇48万字。

作者简介

1．一个“神童”。他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6岁就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并在该校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是全日制中文系研究生，是一位“神童”。7年的中文专业刻苦学习，使他积淀了深厚的文学功底。从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从事文化研究工作5年，期间发表了几篇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这段有益的经历，增强了其文学素养和文字功力。之后，由于文字综合能力表现突出，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室厅调研室工作，在全国文字材料最高层、最权威、最严格的机构从事一线文字工作13年，培养树立起了正确的文字观，有效增强了文字综合能力。

2．两位“老师”。作为文字工作者，他无疑是幸运的。年，他年仅28岁，就被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选中，调入中办调研室宣传组工作，历任助理调研员、调研员；年李瑞环出任全国政协主席主管统战工作，他又转任调研室统战组先后担任副组长、组长、中办调研室副主任等职务。李瑞环是党内公认的哲学大师和文字高手，讲话文章大象无形，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收放自如，是每个文字工作者学习的标杆和模仿的样板，能够得到这个顶尖高手的言传身教，文字功力自然大幅度、超常规、跨越式增进；同时，13年的垂青也不难看出，他的文字能力已经得到了李瑞环的肯定和认可。作为经济管理者，他无疑是幸运的。他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时，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礽，这位老先生的发展论、婴儿论等经济观点以及“守身为大”的儒家处事原则，对他的成长、成熟和成功影响非常大。这位老先生年过世后，李军在年和年，先后2次撰文缅怀这位“老师”，并为其填词创作了一首经典歌曲《老师我想你》，由著名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莹演唱。3．三种“特点”。特点一：知识渊博。由于他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古典文化研究比较透彻，加之长期在高层从事文化文字工作，服务文字水平高超的领导，因此，最大程度地提升了宏观站位、扩大了知识广度，提升了思维层次。在他的讲话文章中，经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中共党史都是信手拈来，运用娴熟，令人叹为观止。特点二：乐于专研。他对文学非常专注，乐于研究文学文化。他业余爱好就是填词，笔名为“清风”，曾经填写了《好一片艳阳天》《祝福祖国》等诸多经典歌曲，由阎维文、张也、陈思思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演绎；他为了打造“多彩贵州”品牌，创作了《贵州恋歌》《贵州茶香》《爽爽的贵阳》《走近黄果树大瀑布》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使贵州通过音乐走进了千家万户，本汇编选取了他填写的具有代表性的15首歌词。他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论述有着全面、独特而又深入地研究，针对不同的思想、内容和主题，撰写了10多篇学习心得，理解深刻，剖析到位，非常经典，为我们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有益参考。特点三：文风端正。虽然他有着“文学”情怀、“歌手”情结和“诗人”情愫，但从不在讲话文章中随意飘洒，恣意融合，这可能与长期同李瑞环以及直接领导朱维群（李瑞环秘书，文字高手）相处有一定关系。李瑞环一向以文章言简意赅，形象生动著称，而朱维群也以文章逻辑严谨、层次清晰闻名，李军的讲话文章很好地传承了两者的优点，即讲话文章追求语言简练大方，逻辑严谨合理，论证透彻到位，不刻意注重对仗排比和词语锤炼，特别是他的讲话善于打比方，讲实例，喜欢使用“接地气”的语言，常常用逻辑牵引思路，理清层次，使听众听着非常舒服，非常值得学习、借鉴和模仿。

如果您今天来贵州

怀念董辅礽老师

（年8月3日）

您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10年间四季循环往复的思念是漫长的。我在献给您的歌词中写道：“春天的花开了，夏天的蝉叫了，秋天的果熟了，冬天的雪飘了……老师，我想您，您是我最美好的记忆。”

11年前，您对即将到贵州履新的我说，“贵州是个好地方，我还要到贵州去看看”。我相信，如果您在世，哪怕年事已高、步履艰难，您也一定会来贵州走一走、看一看的。作为一个有着浓厚西部情结的经济学家，您是那样 　　董教授说他还要到贵州看看，我知道，是因为他心里装着包括贵州在内的西部。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向东部倾斜的政策，在“六五”和“七五”两个计划时期，西部在国家投资中的份额逐步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东西部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作为一个最早参与发起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并有着强烈公平意识的经济学家，董教授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给予了高度的 　　年，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之后，董教授深表拥护，同时又敏锐地指出，从以往的经验看，如何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是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成效的关键问题。他认为至少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利益关系，要特别注意防止收入差距的扩大，要使少数民族参与西部大开发并从中获得利益；二是资源开发与西部地区的利益问题，要特别注意照顾资源产地的利益，使资源产地能从资源开发中获得恰当的利益；三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东部在自己赚钱的同时要努力为西部的发展做点实事，不能做损人利己特别是损害民族团结的事。可以说，这一观点是极其深刻而具有现实意义的，有助于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为西部地区各族人民所欢迎的政策措施。董教授不但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国家重视开发西部，而且实地到西部地区考察，帮助当地理清思路，并凭借自己的特殊影响争取项目。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包括西藏在内的西部12个省（市、区），因而被称为具有“西部情结”的经济学家。确实，他的“向西开放”、“加快西部发展”、“超越梯度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高度重视利益关系”等主张，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的亮点，对决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今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4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其中包含了董教授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多年为之奋斗而洒下的辛勤汗水。

　　董教授说他还要到贵州看看，我想，是因为他牵挂着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董教授从不愿多谈自己，所以我仅知道他曾经到过贵州，但不清楚详情。这些天，我向师母、向贵州有关同志作了一番详细了解。随着了解的深入，越来越感受到董教授对贵州有很深的感情。他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是在年8月，应省社会科学院、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邀请，作关于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的学术报告。孙冶方是我国老一代著名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之一，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是他伯乐识马，年2月把年轻的董教授由武汉大学调到当时隶属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工作。董教授对能在孙冶方领导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感受颇深，十分怀念，他曾回忆说：“孙冶方同志给了我许多教诲，也为我创造了许多获得长进的机会。他的人品和学问都给我很大教益。”年2月，孙冶方同志去世，董教授担负起了总结、阐发、传播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任。所作学术报告以其鲜明的创新性、实践性受到了我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热烈欢迎，给我省经济理论研究注进了一股新风，有的听众至今仍对当时董教授作报告的场景记忆犹新。年国家有关部门与省文化厅在贵阳联合举办“文化与生产力”理论研讨会，董教授因有重要公务，不能亲自与会，但仍委托贵州籍的薛永应教授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以示对这一研讨会的支持。年7月都匀市召开“全国中小城市经济社会问题研讨会”，董教授专致贺电，对都匀市采取“资本置换”方式盘活国有存量资产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这里值得特别一叙的是年他的两次贵州之行。7月17日至23日，董教授应毕节地委、行署邀请，到毕节地区进行考察。到毕节后，他作了一次全国经济形势的讲座，听取了毕节地委、行署关于希望修建隆黄铁路的情况介绍，认为这条铁路一旦修成不仅毕节活了，贵州活了，我国西部的一大片都活了。回北京后，他专门就此事找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情说理，力促批准上马。他在国内出差很少超过3天，但这次到毕节，前后有7天，是一生中出差时间最长的一次，他把时间主要用于到基层做调查研究，参观了工矿企业，同有关负责人商讨提高效益的办法，走访了贫困地区的农户，为当地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农民的贫困状况让他揪心，一次他想从口袋里摸现金送给一位农民，但口袋里没有，于是从毕节的随行人员那里借了元。回到住地后，他立即将钱归还那位借款人。借款人说，那元已由地方民政部门支付了。他坚决不答应，说如果这样就不能表达他自己的心意，于是硬将元现金归还了借款人。毕节地区要付给他0元演讲费，他坚辞不受，说这笔钱可以用于救济贫困农民。毕节之行所见所闻引起了他的思考。他对随行的贵州同志说，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和发展，贵州及毕节地区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自然条件差是贵州及毕节地区经济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他认为，贵州及毕节地区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问题是如何发现和利用优势，在力（包括人力和科学技术）所能及的限度内将劣势改变为优势，或减弱其劣势。他指出，贵州及其毕节地区发展必须借助外力。不靠外力，不内引外联，哪有今天的深圳？今天的上海？但要靠外力，得让外力愿意来到贵州、到毕节投资，做生意。如何做到这一点？他提出，首先把门开得大大的，欢迎国内外的人士和企业来投资。贵州也要主动推出一些具有优势的项目。不要怕别人把好的项目拿走了，不要怕别人赚钱。其次，在局部地区和项目上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投资环境和条件，让那些投资者看到在哪里、哪些产业和项目上投资不仅有利可图，而且比东部和中部的相应产业和项目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当然贵州和毕节地区发展光靠外力还不行，还得有自己的努力并调动自己内部的力量。他提出，首先必须努力扫除本地区发展的各种障碍，特别是观念方面的障碍，法治和市场运行方面不按规则办事的障碍，办事效率低的障碍，等等。其次，应该调动和发挥民间的力量，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条件。他设想建立一种机制，在银行之外把人们手中的钱集中起来用于有回报的开发项目，例如设立西部开发的各类基金（包括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再如，在西部地区设立一些地区性的证券交易市场或柜台交易市场，西部就可以有更多的公司成为股份公司并吸收民间的投资了。董教授的这些想法都是极富启发性的。8月21日，董教授刚从德国访问回来，又以73岁高龄之躯，不顾时差和旅途劳累，马上赶到贵州大学作了一场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精彩演讲，让听众获益匪浅。一个月内，董教授罕有地作了两次贵州之行，让贵州同志十分感动。据贵州与他相识的同志说，只要是贵州找他办事，他从不拒绝，他说贵州充满希望，贵州人民很纯朴很善良，他愿意尽力为贵州办些事情，哪怕事情不大，也乐意为之。除了前面所述为隆黄铁路上马奔走外，毕节地区让他担任高级经济顾问，他答应了。毕节师范学院让他担任名誉院长，他答应了。贵州财经学院聘他为名誉教授和学报学术顾问，他答应了。等等。师母告诉我，董教授由衷地希望贵州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可以告慰董教授的是，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四年多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省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以“西电东送”为重点的能源建设势头强劲，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成效显著，以“两基”攻坚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发展明显加快，新阶段扶贫开发成绩突出。当年由贵阳到毕节，董教授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7个多小时，十分辛苦，现在有了高等级公路，仅需要3个小时即可到达。

　　当然，董教授说还要到贵州来看看，也包含了对他的学生的关心。董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多个领域内，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开拓性的贡献；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担任过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舞台上积极参政议政；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培养了数十名博士，可谓桃李满天下。董教授对学生有着慈父般的关爱，不仅在学问上授业解惑，而且在思想品德、人格操守上严格要求。他自己践行着，并深深影响学生，一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董教授敢于探索真理并坚持真理，从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因而有时受到很大压力，也曾经受到批判，但仍初衷不改，照常直书，秉公持论，有记者问他到底图的是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不图什么。我的使命就是从事经济研究，为民请命，为国分忧。我就要完成好这个使命，就应该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我的努力。也可能我的努力微不足道，但我应该尽我的一份力量。一些经济问题，我看到了，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至于对与不对，要通过实践去检验。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不提出来，甚至自己讲的和自己想的正好相反，净讲些别人爱听的话，我认为毫无价值，我的人格接受不了，经济学家的良知接受不了！”正是出于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深深的爱，他辛勤耕耘在中国经济学这块沃土上，勇敢地面对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各种难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应该有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以研究推进民富国强、公平而又富有效率的社会为己任。记得我把中国城镇反贫困问题确定为博士论文题目时，他给予了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说这个题目选得好，现在农村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城镇贫困人口又在增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应该 　　恩师还要到贵州看看的心愿变成了遗愿，但我深切地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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