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俗称鬼节、施孤、七月半，佛教称为盂兰盆节。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三节是中国传统的祭祖大节，也是流行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中元节有放河灯、焚纸锭的习俗。

农历正月十五日称上元节，乃庆元宵，古已有之；七月十五日称中元节，祭祀先人；十月十五日称下元节，乃食寒食，纪念贤人。中元节在农历七月十五日，部分地区在七月十四日。

中元节原是小秋，有若干农作物成熟，民间按例要祀祖，用新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因此每到中元节，家家祭祀祖先，供奉时行礼如仪。七月十五上坟扫墓，祭拜祖先。海外华人华侨在清明、中元、冬至和年兜这四节会寄批银，否则便会被人认为是对祖宗不敬，对长辈不孝，对妻子不负责任的不成器之下等人。

传说中元节当天阴曹地府将放出全部鬼魂，民间普遍进行祭祀鬼魂活动。凡有新丧的人家，例要上新坟，而一般在地方上都要祭孤魂野鬼，成为中国民间最大的祭祀节日之一。

中元节，说说鬼与鬼节

历七月十五是传统节日中元节。中元节本是祭祀地官的节日。古人以正月十五为天官生日，故定为上元节（即元宵节），七月十五为地官生日，故定为中元节，以十月十五为水官生日，故定为下元节。

到后来，民间又流传七月十五地府开门放鬼魂的传说（部分地方是七月十四，比如广东），于是中元节渐渐具有了“鬼节”的意味。又适逢佛教超度亡魂的“盂兰盆节”也在这一天，所以七月十五便成了一年之中阴气最重的节日。

在汉魏六朝以前的观念中，“地府”的所在是泰山，因为泰山府君掌管着人间的生死，而人死后要为泰山府君干活。

《搜神记》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个叫胡毋班的人走在泰山，突然被一个红衣人带进了泰山府君的宫殿。泰山府君让胡毋班给阳间的女婿河伯送信。谁知胡毋班死去的老爹见到儿子，也要求他向泰山府君求情免了苦力。泰山府君因胡毋班有功，便放了胡毋班老爹并让他做土地爷。谁知过了几天胡毋班的孩子都死了，原来是胡毋班的老爹想念孙子，把他们招到地下。

《搜神记》的时代还没有阎王。而汉末魏晋佛教传入中国后，鬼的居所才变成了我们熟悉的“地狱”。“地狱”的说法较早见于东汉安世高所译《十八泥犁经》，而我们的“幽冥界”的传说，大致是由佛教地狱传说与民间地府传说结合改造的产物。

至于我们熟悉的酆都城，这是由于托名葛洪的《枕中书》中认为罗酆山是人死后的聚集地，而后人只是用四川省酆都县来附会这个地方。

中国有着慎终追远，事死如生的传统，“鬼”在中国文化中也意味着逝者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并影响着我们。《韩诗外传》说“鬼者，归也”，《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

在古人眼中，鬼只是生命的回归，回归并不等于终结，而是回到未有生命之前的寂静和暗涌。

其实，我们习惯的说法“阴魂不散”是不正确的，因为古人认为，人的肉身才是阴气的聚集，人的精神却恰恰是阳气的律动，肉身叫“魄”（比如“体魄”一词），精神叫“魂”，魂属阳，魄属阴。灵魂脱离了阴森重浊的臭皮囊（魄），自然变得阳光灿烂，虎虎生风。“阴魂”其实恰恰是“阳魂”。

对死亡的恐惧常常影响了我们对灵魂的看法。但假如我们能正确地认识灵魂的性质，我们也就能正确地认识死亡。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道理。

《左传》里记载，春秋时郑国一度闹鬼，不少人夜间都见到刚去世不久的上卿良霄的鬼魂出现。郑国国君于是请教子产，问世间是否真的有鬼。子产说：

“有。灵魂属阳，魄属阴。属阳的灵魂寄居于属阴的魄中。如果一个人生存条件良好而又有所作为，魂魄就变得强大。所以，即便是布衣蔬食的平民百姓，他们仍然可以变为厉鬼，何况良霄三世公卿，取精用弘（成语“取精用弘”就出自这个故事），他的灵魂显然更加有力量也更加持久。我们看到他的灵魂，又有什么奇怪呢？”

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古希腊柏拉图的《斐多》篇也提出了，并且成为了基督教灵魂论的先驱，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在临刑前慷慨陈词：“我去死，你们去生。哪个更好，只有神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古罗马大政治家加图读着柏拉图的《斐多》篇，安详地结束了生命。

子产和柏拉图的讲述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灵魂（鬼）的阴森可怖，我们还应该看到灵魂（鬼）的强大，看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一阳来复。

笔者认为，古人“天人合一”的内涵，除了哲学老人汤一介老先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身心之间的和谐”之外，还应该加上人鬼之间的和谐。而人鬼和谐的本质就是人与历史的和谐，是过去与现在的和谐。

虽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孔子并不是认为鬼和死亡就不重要，而是认为在安顿好生命，把握好当下的情况下，讨论死亡和鬼神才有根基。人是基础，而鬼是超越，生是前提，而死是净化。这就是生死人鬼的辩证关系。

虽然鬼和灵魂是一个庄严的话题，但由于它的神秘性和虚幻性，它也是各种民间故事取之不尽的宝库。可以说，每个中国孩子都是听着老人讲的各种鬼故事长大的。

千百年来，鬼是文学艺术家的“宠儿”，在他们笔下诞生了无数人鬼情未了的旖旎缠绵、夜访吸血鬼的悬疑惊悚，宋定伯捉鬼的壮伟，有钱能使鬼的世故。不管是和谐还是敌意，是喜感还是悲情，这种沟通两界的奇妙景观，不能不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蔚为壮观的民间范式。

这些鬼故事中，鬼的形象各种各样，有的善良，有的凶残，有的搞怪，有的猥琐，而人鬼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敌对关系、和谐关系和喜剧关系。其实喜剧关系也可以归入和谐关系，而敌对关系也常常以喜剧收场。下面就分享几个有趣的鬼故事。

晋朝时有个阮瞻，不相信有鬼，他有一个著名的推论：“假如人会变成鬼，那人穿的衣服也会变成鬼吗？”后来有一天晚上，一个“人”找上门来对阮瞻说：“你认为世上没有鬼吗？我就是鬼。”阮瞻吓了一大跳，这一跳可吓得不轻，没过多久阮瞻就被吓死了。

这个故事里，人与鬼当然不算和谐，但也不算对立，因为鬼只是想吓一吓阮瞻，没想到阮瞻自己不争气，哏儿屁了（北方话“死了”），死得既不伟大也不光荣，和生前言之凿凿的气概形成鲜明对比。

与阮瞻类似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年轻的大学问家王弼身上。王弼有一次注解《周易》，参考前人郑玄的著作，他说了句“郑玄这个死佬，水平也不过如此吧。”有一天，郑玄的鬼魂找上门来，说：“你小子胆挺肥哈，敢说我的不是？”王弼也吓尿了，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二十郎当岁的生命。

估计王弼是晚上讲的那句“死佬”，忘了“白天不说人，晚上不说鬼”的古训，结果应验了。所以“晚上不说鬼”的禁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

当然，讲这个故事的人一定是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学者，知道郑玄王弼学术之间的对立，竟至于需要通过鬼现身来解决。

虽然儒家主流思想中鬼是严肃的，是需要“敬而远之”的，但民间文学的鬼却不仅有人的七情六欲，而且还有人的贪婪、猥琐、懒惰等缺点。最典型的要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句话是对刘义庆《幽明录》里一个故事的概括：

有一个新死的鬼十分瘦小，遇到地狱里肥肥胖胖的鬼同伴，很是羡慕，问他如何增肥。胖鬼告诉他：如果到人间吓一吓人，人们就会害怕，就会供奉祭品。你把这些祭品都吃了，就可以像我一样肥了。

于是瘦鬼照着办，他到了一户人家，见家里有一口磨，于是就小跑着推了起来。他想以自己那看不见的身体推磨来显示灵力，逼主人献祭。但恰好这户人家是穷人，没钱买祭品，于是这个可怜的瘦鬼不仅没吃到便宜，还因为推磨而累得更瘦。

在这个故事之前晋朝人鲁褒写过一篇《钱神论》，文章里有一句话叫“有钱能使鬼”，后来跟这个推磨的故事一合成，就变成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俗话了。

鬼虽然常常未能免俗，但也常常被人间道德所约束甚至感化。其实鬼也是人变的，鬼与人之间并没有“心灵”的鸿沟。

《幽明录》里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鬼向一个人勒索80两银子，威胁说如果不给钱，老婆就会死，那人偏偏不给，于是老婆死了。鬼又要挟道如果不给钱，儿子就会死，那人仍然不给，于是儿子死了。鬼再次要挟：如果不给钱，你本人就会死。那人还是不给。

鬼被这个人的倔强和骨气折服，于是坦白说：其实你的妻子和儿子都是阳寿已尽，不管给不给钱他们都会死。但你坚决不给钱还是很有种！你是个有福的人，能活到80岁。后来这个人果然天年善终。

其实这个故事很像《左传》里太史四兄弟的故事：齐国崔杼弑君后威逼史官篡改历史，隐匿自己恶行，但史官四兄弟都拒不执行，老大老二老三都被崔杼杀死，老四同样不执行，崔杼无奈，只好放了老四。

鬼和恶人在人的德性面前都不得不收敛和心折，这说明道德的力量正如《诗经》大序里说的一样，是可以“惊天地，动鬼神”的。

也正因为鬼与人的这种异质而同构的特性，所以人们对鬼神也渐渐从害怕到不怕。“不怕鬼”的思想由来已久。《庄子·达生》篇就讲了一个“齐桓公见鬼”的故事。

齐桓公在沼泽中见到鬼，忙问管仲见到什么，管仲说没有。齐桓公受到惊吓，大病不起。有一个叫告敖的人对桓公说：“这是您自己伤害自己。鬼怎么能伤害您呢？如果一个人身上总是散发戾气，那他的精气神就会散，从而产生易怒、健忘和幻觉。积累得久了，就会得病。”

桓公又问世上是否有鬼，告敖说：“有。室内的鬼名叫履，灶房的鬼叫髻。院子里的粪土堆上，有叫雷霆的鬼；在东北方的墙脚下，有倍阿鲑蠪一类的鬼；在西北方的墙脚下，有泆阳鬼；水中的鬼叫罔象，丘陵的鬼叫峷，山上的鬼叫夔，原野上的鬼叫彷徨，而沼泽地里的鬼则叫委蛇。”告敖又说，见到沼泽中的委蛇，则可以称霸。桓公于是大愈。

这个故事有几点非常有趣：鬼是心造的幻影；鬼并非全部都可怕，有“害鬼”也有“益鬼“；如果到处都有鬼，鬼就不可怕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不怕鬼的故事。

阮籍有一次晚上点灯读书，见到了鬼，他连忙一口气把灯吹灭，但他灭灯的原因并不是怕鬼，而是“耻与鬼争光。”在阮籍看来，鬼除了吓人就没有别的本事。因此，对鬼的态度便从战略上蔑视它发展为耻与为伍，进而连秉烛共居都成了污点，竟至于灭之犹恐不及，这恐怕只有魏晋名士才有这种气概。

世纪诗人聂绀弩，在经历了人生和国家的浩劫后，写下了“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的诗句，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当然，人鬼同构的思想，演绎得最多的还是人鬼之间的爱情，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霍小玉、聂小倩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千年，家喻户晓，在新时期被搬上电视电影屏幕，更是留下许多经典的银幕形象，以至于大作家宁财神这个笔名都要和《聊斋·聂小倩》的男主角宁采臣谐音。

这些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在这里再讲述就难免陈言务去之讥了。其实这些人鬼恋的故事，体现的与其说是民间对神秘界的猎奇，不如说是对人伦关系的扩充，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对自然秩序的合理想象。

《聊斋》一书本是“借鬼狐说教”，因为古人向来有“圣人神道设教”的传统。其实记录了《董永卖身葬父》故事的《搜神记》同样也是“借神鬼说教”。须知编《搜神记》的干宝并不是蒲松龄式的失意文人，他是东晋史学家和思想家，著有记录晋朝历史的《晋纪》和政治哲学论《晋武革命论》。

《搜神记》里记录的许多孝子孝女感动鬼神然后人鬼（神）相恋的故事，还有被录入《二十四孝》的《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的故事，其实也是对晋朝“以孝治天下”政策的一种图解。

这些民间鬼故事经历了精英的整理和升华，它的神秘意味便升华为道德意味，它的鬼神色彩便具备了人的色彩，这也就是儒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的“儒学使宗教变成了诗。”

这个“诗”当然不是诗词歌赋的诗，这个“诗”更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表达的是可能发生的事。”这种“可能发生”也即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宗教变成“诗”其实就是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评价中国先秦思想时所说的“理性化”。

如果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敬鬼神而远之是一种消极的理性化，那么东晋时期把民间鬼神传说改造和吸纳进儒家道德谱系和文化谱系，则是一种积极的理性化，而且这种理性化不露痕迹，炉火纯青，不得不让人对儒学的包容性叹为观止。

那么，在崇尚科学的现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鬼神呢？“敬而远之”和“不怕鬼”，其实都各有道理。

两千年前的荀子，对于祭祀和鬼神这一类看起来可有可无，若有若无的事物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

对于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存在，君子将它们理解成一种必要的文化，理解为一种教化民众维护秩序的政治智慧，也理解为人区别于禽兽的高贵性所在，而无知民众则将它理解为真实存在的灵异来迷信，却不懂得真心敬畏、努力修德。

所以笔者以为，对于鬼神的正确态度，敬是必须的，不怕也是必须的，在“敬而远之”的基础上还应该“畏而不怕”，鬼神固然不可怕，甚至不存在，但我们仍然必须心存敬畏。须知“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倘无敬畏，则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则难免无恶不作。

鬼神的意义，一是给我们历史感，让我们不忘先人的遗泽，在追思中自勉、自强，不堕家声，不忝所生，传承高贵，恩泽后世；鬼神的另一种意义就在于给我们敬畏感，让我们约束自己，善待他人，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这种“人鬼和谐”中开出人与历史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或许是新时代“鬼节”的意义所在。

古人于中元节放河灯，道士建醮祈祷，乃是中国传统民俗，佛教与道教对这个节日的意义各有不同的解释，道教强调孝道；佛教则着重于为那些从阴间放出来的无主孤魂做“普渡”。

中元节的源头，应与中国古代流行的土地祭祖有关。据说天官生日在正月十五日，称上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赐福。地官生日在七月十五日，称中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赦罪。水官生日在十月十五日，称为下元节。其主要职责是为人间解厄。

中元节，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七月半。传说该日地府放出全部鬼魂，民间普遍进行祭祀鬼魂的活动。凡有新丧的人家，例要上新坟，而一般在地方上都要祭孤魂野鬼，所以，它整个儿是以祀鬼为中心的节日，成了中国民间最大的鬼节。

七月原是小秋，有若干农作物成熟，民间按例要祀祖，用新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说：“中元前一日，即买练叶，享祀时铺衬桌面，又买麻谷巢儿，亦是系在桌子脚上，乃告先祖秋成之意。”七月小秋作物成熟，讲究孝道的中国人，例要向先祖报告，并且请老祖宗尝新，所以七月例行祭祀祖先。

中元节荷叶灯

传说地宫掌管地狱之门，中元节这一天地宫打开地狱之门，也是地狱开门之日，已故祖先可回家团圆，因此又是鬼节，所以民间要设道场，放馒头给孤魂野鬼吃，这一天要祭祖、上坟、点荷灯为亡者照回家之路。道观举行盛大法会祈福吉祥道场，内容是为死者的灵魂超度。

中元法事是为亡魂赦罪，但是绝对不能完全解除罪孽，只是减轻了一些，希望他们早日安息。在法事中，他们不单只超度亡魂，而且更为无主孤魂和那些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死难者施予救侪。而在法事中得的香油钱，主要是用作购买祭品之用。

按佛教典故，关于“盂兰节”的起源，有着以下一个典故：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世时，收了十位徒儿，其中一位名叫目连的修行者，在得道之前父母已死，由于目连很挂念死去的母亲，就用了天眼通去察看母亲在地府生活的情况，原来他们已变成饿鬼，吃的、饮的都没有，境况堪怜。目连看了后觉得很心痛，于是就运用法力，将一些饭菜拿给母亲吃，可惜饭菜一送到口边，就立即化为火焰，目连看到这种情境后非常心痛，就将这个情况告诉释迦牟尼，佛祖教训他说，他的母亲在世时，种下了不少的罪孽，所以死后就堕入饿鬼道中，万劫不复，这孽障不是他一人能够化解的，必须集合众人的力量，于是目连就联同一众高僧，举行大型的祭拜仪式，以超渡一众的亡魂。后来，这个传说一直流传后世，逐渐形成一种民间习俗，每年到了农历七月中，人们都会宰鸡杀鸭，焚香烧衣，拜祭由地府出来的饿鬼，以化解其怨气，不致于遗害人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鬼节的风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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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是本土文化的产物。清乾隆《普宁县志》言：“俗谓祖考魂归，咸具神衣、酒馔以荐，虽贫无敢缺。”祭品之中，楮衣是不可或缺的。因七月暑尽，须更衣防寒，与人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元节远比“七夕”、“清明”热闹。人们传承着以家为单位的祭祖习俗，祭祖先、荐时食的古老习俗直至民国时期仍然是乡村中元节俗的首要内容。抗战胜利后，各寺庙还增加祈请佛力普渡“抗战阵亡将士”英灵。

20世纪50年代，中元节依然热闹。但后被认为是宣扬封建迷信，逐渐边缘化。传统中元节都是商办官助，可到20世纪50年代末，大部分的商已被改造，无力承办，又无官助，自然销声匿迹。

60年代中期，北海公园还办了最后一次中元节，琼海中到处都是茄子做成的河灯，非常壮观。“文革”时期，除了清明节，所有的传统节日都被取缔，中元节也没能幸免。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传统节日逐步回归，但中元节却被冷落了。

年5月18日，中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新入选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申报的“中元节（潮人盂兰胜会）”入选，列入民俗项目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

河北省：泊头市、南皮县七月十五携带水果、肉脯、酒、楮钱等前往祖先墓地祭扫。并持麻谷至田梗，称为“荐新”。广平县中元节以时鲜食物祭拜祖先，并准备果蔬、蒸羊送给外孙，称为“送羊”。清河县七月十五上坟祭扫，以蒸面羊赠送女儿。

山西省：永和县读书人于此日祭魁星。长子县的牧羊人家于中元节屠羊赛神，俗传如此可使羊只增加生产。又赠肉给诸亲戚，家贫无羊者则蒸面作羊形来代替。阳城县农家以麦屑作成猫、虎及五谷之形，于田间祭祀，称为“行田”。马邑县民中元节以麦面作儿童的形状，名为“面人”，互赠亲戚家的小孩。忻县农民于中元节在田梗上挂五色纸。

河南省：商丘县中元祀地官时，悬挂纸旗于门口，传说可以防虫。孟津县中元节放风筝。郲县七月十五日在门前画一灰圈，在圈内焚烧纸公以祭拜祖先。

山东省：长岛渔民以木板秫稽制成小船，上贴一纸条“供××使用”，或供溺海者的牌位，再装上食物、衣帽、鞋袜等用具，然后点燃蜡烛，由已婚的男子将小船放入海中。沾化县各各家采麻柯及新鲜草叶搭棚子，称为“麻屋”，请祖先牌位于其中祭祀。独陵县称中元节为掐嘴节，家家吃粗茶淡饭。

陕西省：临潼县七月十五日烧纸祭麻姑。城固县中元节农家会饮，称为“挂锄”。延缓农家，中元节早晨至田间，择取最高、最茂密的稻穗，

上海七宝古镇举行中元节“兰盆盛会”

挂上五色纸旗，名为“田旛”。

江苏省：吴县居民中元节以锡箔折锭，沿路焚化，谓之“结鬼缘”。仪征县各地尚流行一种纸鬼，内藏碗灯，有赌鬼、酒鬼、大老官等等。宜兴县中元节河中放四艘船，一艘放焰口，一艘载佛婆念佛，一艘烧锡箔纸锭，一艘放河灯。东县乡民于此日吃扁食，是一种以面粉和糖作成畚箕形的食品。上海放河灯时，在船尾点缀红红绿绿的纸灯，称为“度孤”。

四川省：四川省俗以中元祭祖烧袱纸。即将纸钱一叠、封成小封，上面写着收受人的称呼和姓名，收受的封数，化帛者的姓名及时间。俗传七月十五鬼门关闭，各家都要“施孤送孩”。成都一带人们用纸扎“花盘”，上放纸钱及供果，端在手上，在屋内边走边念：“至亲好友，左邻右舍，原先住户，还舍不得回去的亡魂，一切孤魂野鬼，都请上花盘，送你们回去罗！”说完后端到屋外焚化。

浙江省：嘉善县以中元节下雨为水稻丰收之兆。桐庐县民中元节晚上鸣锣撒饭于野，称之“施食”。浙东的盂兰盆会，请廿四位老太太“走八结”，一边念经。天台中元节吃“饺饼”，筒类似春卷。又有放路灯的习俗，以六个壮丁为一组：一人敲锣、一人打梆、一人提灯笼、一人沿途撒盐米、一人沿途摆设香烛（插在一片蕃薯或芋头上），一人沿途摆设一块豆腐及一饭团（置于一片大树树上），大约每隔百来步设一处祭品。

江西省：吉安人中元节焚纸锭，然而禁止孕妇折纸锭。据说孕妇折的纸锭，焚化后鬼拿不动，送到阴间也无益处。放焰口时，法师向台下掷包子、水果。传说妇女抢取包子一个，次年就可得子。小孩抢得包子，一生可不受惊吓。安远县祭祖，先于七月十二日起焚香泡茶，早晚上供。至十五夜烧楮衣冠，纸钱祭送。

福建省：永福县中元节，已嫁之女子须回家祭祖。福州方言称中元为“烧纸衣节”。已嫁之女准备父母之衣冠袍笏置于箱中，以纱笼之，名为“纱箱”，送父母家。闽中中元有普度之俗，无论城乡必定举行，其经费则由人沿门募集。即使极贫穷之家，也会想尽办法筹款来应付。有谚语道：“普度不出钱，瘟病在眼前。普度不出力，矮爷要来接”。举行普度时，也有子弟乐团之演出。莆仙有“家祭”、“公妈热”、“送纸”、“金粿”等习俗。[4]

广东省：曲江县猺族人七月十五日祭祖，又祭狗头王，以小男童及女童穿花衣歌舞酬神。归善县民以七月十四日为中元节。据传因当年元兵南下，为了避兵灾，故提早一天过节。澄海县中元节祭祖先及灶神。德庆州中元以冬叶裹粉作饼，名为“架桥”，用以祭祖。古代的潮阳县施孤时，有钱人家还会买下犁耙、水车，甚至穷人家的女孩，分别写在纸片上，施食时也把纸片撒下。买不起农具或娶不起老婆的，可以凭单领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地区的人多以月十四为鬼节，整个节日应该是以七月七开始到七月十四晚上，其过程就是迎接祖先和送祖先，追祭祖先的过程；有的地方从七月七开始迎接祖先，有的是七月十三迎接祖先，但是七月七也是都要“恭饭”（就是祭祀）；七月十四晚送别祖先，晚饭前祭祀后到晚上十点左右进行送祖先仪式，同时将写有祖先名讳（关于写多少代祖先各个家庭不一）的“钱包”及担夫、引路大王的“钱包”纸钱等物于路口烧去洒米水饭等仪式送别祖先；其过程繁杂严肃是当地仪式最为复杂的节日，是当地人相当重视的节日，其重视程度是除春节（当地观念中元宵节也属于春节，包括小年）外，是和中秋、清明、端午一样重要的节日。阳山人以七月十四日为目连节，多杀鸭祭祖，当日路无行人，名为“躲鬼”。在广西省，中元节也称“鸭子节”，人们认为亡灵可以站在鸭子上，通过鸭子的运载在阳间和阴间自由穿梭。另外也有的“烧包”习俗，一般是先祭祖，然后是给孤魂野鬼烧衣物。祭祖的酒菜是必须要放在扁平笸箕内，意为野鬼不得抢夺。

云南省：腾越人祭祖后焚包，又用黄瓜一只，刻成船形，叫“黄瓜船”，与包一起焚化。

湖南省：邵阳人于农历七月十二前后“接老客”，于农历七月十五晚焚化纸包、烧香拜祖，曰“送老客”。纸包内包有寸厚纸钱，纸包正面书祖上名讳，包好后须在背面书‘封’字。十五当晚，焚烧封包越多，火势越大，表示家族越发兴旺。

湖北省：麻城人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前后，必宰牲畜，接本姓之姑姑团聚过节，焚烧纸钱祭拜逝去先人。祭祀当天，先献上荤食与白酒，并“馒头”饭，竹筷平摊于饭菜之间，灯火齐明，还要诉接祭之言。各家男丁亲自在纸钱上打印制作纸钱，烧纸毕，跪拜先人。之后合家聚筵。节日可以选择七月十三到十六日间的任一天进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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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时的《颜氏家训》，南朝时的《荆楚岁时记》，宋时的《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清时的《帝京岁时纪胜》等等书籍中都提到了中元节或盂兰盆节。

有的书中说，中元节前几天，市面上就有卖冥器的，卖时鲜瓜果的，卖油饼馅饼乳饼丰糕的，色彩斑斓，叫卖声不绝于耳。还有在水面上放灯的习俗，意为招水中孤鬼来享祭。儿童们玩着纸扎的荷花灯，大的有七八尺，引人注目。到城外去祭墓的，络绎不绝，较之清明节尤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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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关中元节的传说中，可深切体认到中元节的祭祀具有双重的意义在，一是阐扬怀念祖先的孝道，一是发扬推已及人，乐善好施的义举。这全是从慈悲的角度出发，很有人情味。所以，在庆赞中元的同时，应该跳脱鬼的角度，期勉互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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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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