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人的寒食节和清明节

在传统节日中，有这么三组时日相挨、节俗意义也相关连的节日：一是除夕和大年初一；二是二月初一的中和和初二的龙抬头；第三就是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的寒食和第二天的清明。还有三个以节气为节日的，那就是冬至、立春、和清明。清明的时日与阳历的月份相对应，通常在四月五日、或六日，是相对固定的；而与阴历月份相对应，或在二月、或者三月，却是动态的。如果是腊月里立春，那么清明例在二月；如果是正月里立春，那么清明则例在三月。二月清明为春浅；三月清明为春深。所以平遥俗话又有“二月清明见了花，三月清明不见花”的物候谚语。寒食和清明虽然时日相挨、意义相关连，但形成节日却是寒食在先。早在汉代，就已有寒食这个名目，而清明形成节日，大约已是到了唐代。先来讨论寒食，不妨还是从南北朝时期的节俗名著《荆楚岁时记》谈起。来看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按：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囯人哀之，每岁春暮，为不举火，谓之禁烟，犯之则雨雹伤田。旧俗以介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后汉周举为并州刺史，移书于介推庙，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则三日而已”。谓冬至为冬至后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又，周举移书及魏武《明罚令》、陆翙《邺中记》并云寒食断火，起于子推。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推被焚之事。《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曰：“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也。正文简练。按语文字较长，引录多有省文。以下试作梳理解读。正文虽然文字简练，但却概括了时日、气候、节名、节俗、特征食品五方面的内容。冬节：冬至节。冬至后一百五日为节，按语特别指出，这个时日涉及到历法的精确推算，所以在历年的《历书》中，或为冬至后一百五日，或为一百六日。这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如姚合《寒食》：“今朝一百五，出户雨初晴”；元稹《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不过一百五日最具传统意义，如平遥节俗至今称清明前一天为“一百五日”，比称寒食还要通俗普遍。而寒食，似应是更为古老的正名。早在西汉刘向《别录》中，就有“寒食蹋蹴”的记载。蹋蹴：大概是指蹴鞠，一种类似后世踢足球的竞技活动，中国古代多用于春季练兵。“疾风甚雨”讲的是寒食节前后的季节气候。古今大体相同，如唐杜牧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诗句；平遥俗话也有“（清明）鬼不走干路”的说法。禁火三日，止炊冷食，是寒食节最主要的节俗。饧：麦芽糖稀。寒食特征食品的大麦冷粥，加了饧稀要更为可口一些。食大麦粥应是荆、楚一带之俗；而按语中讲到北方（今山西一带）则吃的是加了麦粒和捣碎杏仁的黍（软）米粥。关于禁火，按语中讲到了周代的一项政令。《周礼·秋官·司烜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司烜氏：周代官名。是主管採取火种负责祭祀和殿庭照明火烛，以及负责都城防火的官。中春：即仲春。木铎：铎是手摇铃。有木铎、金铎两种：铃中摇舌为木制的，称木铎；铃中摇舌为铜制的，称金铎。周代用以循行宣布政令：宣明文事而循布于都城中，用木铎；宣明武事而循布于军旅中，用金铎。修：循行宣布。国：这里指都城。周制，每年的仲春二月，司烜氏都要摇着木铎循行于都城的街巷，以宣明禁火法令。之所以例在仲春二月禁火。一是按五行学说以春季属木，而木易生火；二是虽然寒食节前后每有雨，但整个春季仍以干旱为主，无论城区、还是山林，防火都是特别重要的事。所以自古例有木铎禁火之令。就是现今清明期间仍以护林防火为大事，也是在传承延续自古禁火的传统。而按语中将周制禁火看作是寒食节俗的文化缘起，这是很有道理的。按语主要讲的是，寒食节的形成与介子推的传说故事有关。介子推的传说后世不断丰富起来的故事是：春秋时期，晋国公子垂耳，因国难而流亡在外十九年。在最困难的时候，追随垂耳流亡的介子推，曾将自己的股肉割下来给垂耳煮饧吃。后来垂耳返回晋国作了国君，也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然而晋文公在封赏追随他流亡的臣子时，却将“割股啖君”的介子推给遗忘了。介子推高风亮节，不愿夸功邀赏，悄悄带着老母上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隐居起来。晋文公知道后搜寻绵山，介子推隐藏不出。有人建议说，介子推是个大孝子，如果放火烧山，子推一定会为了老母避火而出。结果大火以后，发现子推和老母相抱于一棵大柳树下被烧死了。晋文公悲痛难已，就下令在焚山的三月五日这一天，全国禁火止炊，以表示对介子推的深切悼念。之后便形成了寒食节。按语以及引录时省略了的文字，列举了自东汉以至东晋时期，有关介子推和寒食节的丰富资料。说明：介子推追随垂耳流亡、以及割股啖君的史实。在《左传》《史记》两部历史名著中都有记载。但两书中却都没有火烧绵山及寒食禁火的故事。到了东汉时期，或者相沿已久，晋国故地多建有介子推庙，并早已形成纪念介子推而在寒食期间禁火一月的习俗；甚至还形成了寒食不禁火就会下冰雹灾及庄稼的迷信观念。有位周举人并州（今太原）太守时，因为禁火一月时日太长，与民生活不便，于是移文（致祭文）祈祷于介子推庙，才将禁火一月改为冬至后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的禁火三日。至于有关介子推及焚山禁火的传说，形成基本完整的故事，最早见于汉末文学家蔡邕的《琴操》一书。书中介子推又记做介子绥，而焚山禁火之日又记作五月五日。想来应有传讹之误。稍晚于蔡邕，魏武帝（也就是曹操）在《明罚令》中，以及东晋的陆翙在《邺中记》中，（邺也是晋国故地）孙楚（平遥人）在《祭子推文》中，都认为寒食禁火止炊起源于介子推的故事。并且陆、孙的记载，又都讲到当时当地的寒食特征食品是加了捣杏仁的黍粥。那么寒食的“止炊”和黍粥中的“杏仁”，是不是谐音“子推”（或子绥）和“寻人”的意象演绎呢？似乎很有可能。当然再往后，就是南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的记载了。综上所述，可以形成这样的看法：寒食禁火与周制的仲春禁火有一定的关系。介子推追随垂耳流亡，割股啖君，后来不居功而隐于绵山，晋文公寻访不着，而将绵山作为子推名义上的封地，这都是见载于正史的实事。至于有关焚山禁火的传说，虽不见载于正史，但从晋国故地广建介子推庙而约定成俗，来看，故事也未必尽出于后人附会。所以说寒食节禁火之俗源于介子推的故事，应是大体可信的。寒食和清明时日相挨，两节相关而演变形成祭祖扫墓之俗，并且在礼制的意义上被确立为国家的法定节日，已是到了唐代的事。《旧唐书》记载：“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寖以成俗，宜许上墓同拜扫礼。”开元：唐玄宗年号；所谓开元盛世，是唐代最兴盛的时期。敕：皇帝诏令。上墓：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上坟。《礼经》：指《礼记》《周礼》等书。寖：逐渐。拜扫：上坟扫墓。这就是说，上坟扫墓之俗，起自民间，并没有经典的依据，到了盛唐时期渐已形成风气，国家这才顺应民情，颁行诏令，确立为法定节日。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近世礼重拜扫。”这又说明到了中唐时期，寒食清明的上坟扫墓，就在观念上成为普遍看重的节俗礼仪了。再谈一谈墓祭和扫墓的文化渊源。《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注：“《汉官仪》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这里讲的是汉代皇帝陵寝的祭祀礼典。早在秦代之前，并无祭墓之礼。贵族丧礼及奉祀先祖，都是立庙祭祀。如天子立七庙、诸侯五庙、卿、大夫三庙、士一庙为典。所谓“礼不下庶人”，平民百姓是不可以立庙的。然而也没有形成墓祭之俗。因为在孔子葬母之前，“墓而不坟”，连坟头也是不立的。秦始皇大兴陵墓，在墓前创建专供祭祀的享殿，是为墓祭之始。之后，“汉承秦制”，形成皇陵享殿墓祭的礼制，并为历代沿袭。汉代皇陵墓祭，在一年中是十分频繁的。计有晦、望，在每月的最后一天和十五日，这是月祭；二十四节气日，这是节祭；三伏和四时，这是季祭；社日，这是墓地的神祭；腊日，这是年祭。那么传承而影响到后世民间节俗，如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变晦日为朔日）都要到墓地祭祀的三鬼节，显然就是古代皇陵墓祭简化版的节俗遗风。而“上饭”这个祭礼名目，便是在平遥丧礼中，至今仍然将葬后神主返回来的虞祭，称之为“上饭”至于社日之祭，在平遥之俗又演变成为墓祭的先祭后土了。扫墓的文化内涵要复杂一些。先来讲两个古人德行家教的典故。典故都出于汉代：有位于公（《汉书》中没有留下他的名字）闾里（古代社区）之门毁坏了。邻居们共同修复。于公对大家说：“咱们将闾门加高加宽一些吧，好让驷马高盖的显贵之车也能过得去。我治狱办案从来没有过冤假错案，还常常注重宽容以积阴德，我的后代一定会有高官显贵之人。”后来他的儿子于定国官至丞相，孙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果然成为拜相封侯的名门望族传世。（见《汉书·于定国传》）再说严母。严母有五个儿子，都是郡守一级的大官。汉代郡守一年的俸禄为二千石谷米，所以当时的人尊称严母为“万石严妪”。严母的儿子严廷年任洛阳令。有一年，严母打算和儿子过个年，就从家乡东海郡来到洛阳。当看到判决布告一次要杀好多的人，严母大惊，决定住在旅舍不入官府。延年闻讯来情，严母不见，延年长跪门前叩头谢罪，才将母亲请进府邸。严母勉强过了年，临回家时对儿子说：“你有幸为郡守大官，不以仁德教化百姓，却一味以刑杀立威，这能说是父母官么！老天有眼，刑杀过当，是要遭报应的。看来年老的我还须归家扫除墓地，等着你这个壮年的儿子死罪归来。”过了一年，严延年果然获罪被杀。当时的人都盛赞严母的德行和先见之明。（见《汉书·酷吏传·严延年》）扫墓这个概念见于文献记载，最早就是出自《汉书·酷吏传》中严母慈父典故。那么将于公“高门”和严母“扫墓”这两个讲德行家教而有先见之明的典故放在一起讨论，这与后世节俗意义的扫墓有关系吗？况且严母的扫墓要以节俗意义而论，似乎还是犯忌讳的呢！这就又当从看问题的角度上来作探讨。《昭明文选》中，《昭明文选》中南朝梁刘孝标（峻）《辨命论》：“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墓以望丧，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严母的扫墓之所以也称得上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从她在德行家教的意义上有先见之明和行事刚健上而来的。那么将严母扫墓的典故，讲给后世一群一群清明扫墓时家族子弟们听，难道不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德行家教么！而后世的清明节俗，如十分注重传统文化的平遥节俗，清明扫墓就特别忌讳为人母者、为人妇者、以及出嫁了的女儿去到墓地，应该说，形成这样的民俗观念，这与严母扫墓的典故也是有关系的了！宋高承《事物纪原》中也讲到：墓祭之礼始于东汉，到唐代才盛行起来，时日就在寒食清明节下，这在唐诗中也有丰富的节俗史料。如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将寒食清明时节野望的气象、物候、和墓祭的情景，写得历历如在眼前。同时也说明，早在唐代，寒食、清明两节在祭祖扫墓的意义上已是一体无间的了。那么就以唐诗而论，哪一首写唐代寒食墓祭题材的诗作，写得最具节俗文化意义呢？来看杜甫的《寒食行》：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垅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入衰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垅土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试作散译：寒食时节，家家祭祖上坟。总是老人们守候在家里，小辈年轻人相伴去到墓地祭扫，墓地里的荆草年年长得荒没了旧道，前来祭扫的车马也只能在荒草间辗进辗出。牧童远远看见有人前来祭扫，就赶紧将牛儿赶下坟头、赶出墓地，因为墓主家人对作践坟头墓地特别忌讳。远行在外的人们只能在河溪水边致祭，出嫁了的妇人俗礼忌讳扫墓，通常总是向着家长祖坟的方向拜祭。遵照禁火三日的古俗，纸钱是不能烧化了，那么随风吹散的纸钱，黄泉冥界的亲人也能收到吗！可怜那些没有添上新土的坟墓，想来墓中的白骨已是没有了后人。真不愧为“诗圣”的大作，通俗质朴，寥寥十二诗句，蕴含着淡淡的哀思，无一句无实事，就将唐代寒食清明上坟扫墓的节俗，写得情景毕呈。最有文化意义的是虽古犹今，即使在一千三百年后读来，就象写的是年年清明的现今！宋代的寒食清明，比较唐代，又有哪些节俗演变呢？来看《东京梦华录》：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锢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注：引文中有关皇家节礼和市面出卖各色糕点熟食的内容省略未录）大寒食：陈元靓《岁时广记》：“清明前二日为寒食节，前后各三日，凡假七日。而民间以一百四日始禁火，谓之私寒食，又谓之大寒食。北人皆以此日扫祭先茔，经月不绝”。这就是说，所谓的大寒食，是指清明前的禁火三日、或也指古代官府寒食节前后放假七天而言。同时也说明，作为一个大节日，在宋代是寒食节包括清明，而不是如后世的清明节包括寒食。枣锢、子推燕：两种节俗特征面食。以“子推”为名，并用柳条串起来插于门上，是为纪念介子推之意。及笄、上头：“笄”是簪子。古代女子以十五岁为成人出嫁的年龄，要改妆为成人的发型，称“上头”；第一次举行这样的礼仪，称“及笄”。宋代通常在寒食节正日举行女子及笄之礼。新坟：新丧第一年的坟墓。宋代旧坟、新坟扫祭时日有别：旧坟以寒食为正日；新坟以清明为正日；新坟扫祭尤其隆重。这在后世一些地方仍有传承。宋代仍特别讲究寒食禁火三日的古俗，所以在禁火三日的前一天，家家备办熟食，称为“炊熟”。这在宋代也几乎成为一个约定成俗的节日名目。而上坟返回途中，人们通常都带着冷食、熟食去到风景林园聚会野餐，歌妓舞女也要赶来助兴，这又沿袭的是春游踏青的古俗。不过宋代的社会风尚演绎得更为奢华。扫墓归来以柳条花枝装饰轿子，也是宋人独特的节俗风情。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上，细看那郊外归来的轿子上，还真插着摇曳的柳条呢！明代清明节俗，来看《帝京景物略》：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盒，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也。是日簪柳，遊高梁桥，曰“踏青”，多四方客未归者，祭扫日感念出遊。所写到的情景，除了扫墓返回时的园林野餐仍沿袭宋代遗风而外，其它扫墓礼俗，如带上或丰或俭的祭品，和各色的楮（纸活）、锭（金银纸锞）等烧醮祭仪，当然还有纸钱、酒水和坟上添土的铁锹；以及坟头无纸钱、新土为无主孤坟，和远游不归者的野祭等等；与后世的节俗就大体相同了。当然以上记载是北京地区的清明节俗，而全国各地自当各有特色。那么十分注重传统文化的平遥节俗，在移风易俗的传承和演变中，寒食清明的一体为节，又形成了怎样的地方节俗呢？以下拟就清明节的特征食品和特征物仪、上坟、新节、动土四个方面，分别讨论。平遥节俗，清明绝对是一个大节。单说节俗意义的特征食品，甚至早在惊蛰节气就开始备办了。平遥农谚“惊蛰栽蒜”。一年最早的种植农事就是栽蒜。地里栽罢，剩余的蒜瓣儿，或是自用、或是从市场上买来、讲究传统习俗的人家，都要栽在一个大盘子里，放在室内温长。大约二十多天到清明，满盘嫩绿劲挺的蒜苗，就会长到一尺多高。这带着五行正气春天属木、其色为青的嫩绿蒜苗，正是清明应节的食品配料。还有那应节的豆芽菜，清明前五、六天浸发即成。但和春节的绿豆芽不同，清明节发的是黑豆芽。是取平遥俗话“黑茬芽地”以象征人丁兴旺的意象。上坟墓祭的菜包馅中，和清明正日早饭必吃长寿汤面的浇菜中，就一定要配上寓意吉祥的青蒜苗和黑豆芽。不必论颜色且看那芽芽苗苗，多么富有人丁兴旺的意味！清明节花馍的形态意象，内涵更为丰富。首先以龙凤的雏型来为孩子们演义：龙的雏型是一个拳大的小蛇蟠，身上压了花纹，两眼按上黑豆；两眼按上黑豆；身上还要落一只寸大的小燕子，扠开剪尾，剪出翅羽，小脑袋上还按上两粒高粱眼；这是未婚男儿的吉祥花馍，凤凰雏型的小燕子是他待娶的媳妇。还有一如小燕子一样的形态，捏作大一点的三只小燕子叠加，作燕燕于飞的意象，或作两只顺飞于下，一只返飞于上，作去而回归的意象，合体也如一拳大小，这是未嫁女儿的吉祥花馍。夫妻的吉祥花馍，是一个兔首蛇身合体的蛇蟠兔；夫为蛇而妻为兔，取“蛇蟠兔，必定富”的寓意。而这一意象形态，又似乎是根据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神话形象创意的。寡妇的吉祥花馍是蜗牛，是一个自坚自守的意象。鳏夫的吉祥花馍是守锅佬，是一个尖头盘坐的形象，没有了老妻的服侍，也只能自守锅台以求自温自饱。还有一个有如三个大枣核叠加为一体，以一根面条中系在一起的花馍。宋代和子推燕串在一起的面食为“枣?”，?：音胡；一种糕饼。枣核与枣?谐音，而三个大枣核叠加为一体，可不就是“并”么！这一形态怪怪的花馍，似乎就是不知古俗的特征食品为何物，后世以谐音附会而创意出来的。因为年代久远，一些花馍仍在依样葫芦地捏制传承，象子推燕的演义就已别开新意，而三叠枣核可就难知其义了。平遥清明节诸多样式的花馍，都是具有节俗意义的吉祥物。当然还要蒸制一些寻常供品的馍馍，因为清明墓祭属于古祭的范畴，所以无论是吉祥花馍、素供馍馍、以及扭嘴儿小菜包，都要点上大红点饰。各式花馍为节俗各自的吉祥食品，大都不作墓祭，唯有父子俩辈的蛇蟠兔要作上坟墓祭，先与其它供馍祭于坟前，祭后再将蛇蟠兔抛上坟头滚过，有的滚后还要将蛇头搬作昂首状态，取龙抬头之意，总之都是寓意吉祥的演绎蛇。蟠儿上落一只小燕子，这一意趣盎然的意象形态，平遥的母亲们解读，是未婚儿子背着个媳妇。自古传承，寒食清明的面塑燕子，称为“子推燕”，平遥节俗又添了个蛇蟠儿，燕子和蛇蟠儿，与介子推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又当回到介子推的故事上来作探讨。故事参看前文。而见于《史记·晋世家》、汉刘向《说苑》、后汉蔡邕《琴操》等书，又都记载有：晋文公返回晋国，封赏追随他流亡的臣下，但却忘记了介子推。子推不言功争禄，作《龙蛇歌》，归隐绵山（今介休绵山）。受封赏的同伴们哀怜子推，为他鸣不平，就将《龙蛇歌》贴在宫门上。歌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一本歌词又作：“五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安其壤土。歌词中的不平之怨显而易见。又，在唐诗中，诗人又将寒食节称为龙歌节，如：李德裕《寒食日三殿侍宴奉进》：“宛转龙歌节，参差燕羽高”；又将寒食灶火称为龙蛇火，如王昌龄《寒食即事》：“雨灭龙蛇火，春生鸿雁天”；诗句中也内含对子推哀怨的同情。那么世传的子推燕和平遥特色的蛇蟠儿，可见都是有经典依据的民俗创意。称名为“子推燕”，或许就是以谐音而作委婉之词的“子推怨”；而蛇蟠儿上背小蛇，或二或四，只要不是五条，分明就是晋文公有负于介子推的意象了。上坟的仪物也有神鬼之分：供后土之神焚化的是黄纸叠制的神锞；供坟中先人的是白纸彩印的冥币，俗称为鬼票子。最有文化内涵的是“纸吊儿”。剪制：五行颜色青、赤、黄、白、黑，有吉、凶之别。绿、红、黄为吉色；白、黑为凶色。清明墓祭为吉祭，所以上坟纸吊儿例用三吉色剪制。先将等份的三色纸，叠作宽约二寸、长约六寸的多层长幅，再从上往下，有如“弓”字一样，一左一右地作横剪开口，但不可以将对头处剪通，共剪四剪，下端留成方形而剪作卍字；然后裁开两边，使每层分成单页，上端一体挟在一根高粱箭杆（竿）上，再将分页往下一抖，便成一束长约一尺的三色缤纷纸吊儿。纸吊儿作这样的意象形态，有什么文化意义呢？“吊”者，“弔”也。这又当从文字学上探讨“弔”的本义。在还没有发明用棺木装殓尸体之前的远古葬俗，人死之后，在旷野挖一个浅坑，下面铺一些柴草，将尸体放上去，再盖上柴草，这就是“葬”字上下皆“艸”、中间置“死”的本义。这样的葬俗，在安葬之初的日子里，须得亲属执弓箭轮番守护，以防猛禽野兽的侵害，这又是“弔”字以弓搭箭的本义。后来的弔亡、弔丧、弔孝、弔唁、凭弔等等，都是“弔”字本义的引申。那么请看平遥清明节俗上坟仪物的纸吊儿，从剪制的形式、到挟在箭杆上的插于坟头，正是一个贴切于“弔”字本源意义的意象形态。而纸吊儿的下端又剪成一个卐字，卐字是佛教文化，是如来佛胸前象征无穷智慧和无限法力的一个法象符号。又，平遥方言“卐”与“亡”谐音。那么平遥清明节俗的纸吊儿，既具有远古“弔亡”的本源意义，又具有世俗“辟邪”的迷信意义。这样的意象形态，无疑是博雅的文人创意，而有妙手的巧妇剪制，共同完成的一则民俗文化的杰出范例。平遥节俗的清明纸吊儿又有两式，大同小异，只在于三剪子和四剪子，所谓“神三鬼四”的区别。即左右撗剪弓字开口，三剪口的为神吊，四剪口的为鬼吊。所以四剪的鬼吊挟上箭杆插于坟上，而三剪的神吊则是扯作单页贴在家宅的大门、小门和所有的窗户上。或有使懒法儿的人家，则是在上坟以后，从鬼吊上扯下两页，去掉一剪口而改作神吊，带回家来，和柳枝谷茬一起插在大门上。那么清明节以三剪子的神吊儿作为家宅纳吉辟邪的神符，又意会的是哪一位神祇呢？且待后面“动土”一段再作探讨。上坟扫墓，也就是去到墓地、整理坟头、祭祀祖先，这自然是寒食清明的节俗主题。而要作深入探讨，一些文化概念还须先明其义。传统文化，祭祀祖先亲人有三种形式：一是丧礼期间在棺柩灵堂之前的祭奠，是为“尸祭”，二是年节期间在神主牌位、或是遗像之前的供奉，是为“神祭”，三是或在节日、或在忌日，去到墓地在坟头前的祭祀，是为“鬼祭”。所以民俗将墓祭的三个节日，即寒食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称为三鬼节。“鬼”的本义是什么呢？《说文解字》：“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尔雅·释训》：“鬼之为言归也。”《列子·天瑞篇》：“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将古人的释义合看，“鬼”是一个人死后面容可畏的象形字；而“归”既表示精神离开形体而复归本真，又是“鬼”字的读音。人死后神形分离，这是古人的观念。那么鬼的归其真宅，又是哪里呢？《礼记·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这应该是见于经典最为客观科学的定义。而平遥俗语“人吃土一世，土吃人一口”，实与经典释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由于人们对死者的敬畏和宗教的演义，本义是归于地下、入土为安之鬼，又幻化成为迷信观念的邪崇幽灵之鬼，那就又是后来的事了。什么又是墓与坟呢？要讲文化的本义，墓是地下安葬的土穴，坟是墓穴上堆起的土堆。上古墓穴，“墓而不坟”，葬后墓穴上是不起坟头的。所以孔子的母亲死后，要和孔父合葬，停殡于路上，经多方寻访，才找到父亲的葬处。孔子感叹说：我是四方游历之人，须得为父母合葬之墓留一个标志，于是在墓穴上封土堆起一个四尺高的坟头。之后形成传统，后世的祖坟墓地这才堆起了累累有序的坟头。至于墓祭，前面已讲了，是始于秦、汉皇陵的上墓、影响到民间而形成的。这里不再重复。寒食清明上坟扫墓，古今正日或有不同。唐宋以寒食、即一百五日为正日，而以寒食包括清明；明清及之后则是以清明为正日，而以清明包括寒食；这是举其大概而言。后世如平遥节俗，也许出于对严母扫墓典故的忌讳，俗话只讲上坟，而不讲扫墓。上坟正日又因死者情况不同而有别。先讲时日名目：清明以节气为名，普天皆同；清明前一日，俗话只称一百五日，而不称书面官名的寒食；清明前两日又称为“小鬼日”。小鬼日也许是地方节俗特有的名目。什么是“小鬼”呢？平遥民俗将十二周岁以上少亡的、以及未婚而不满六十花甲而亡的，都称为小鬼。小鬼是没有资格葬入祖坟的。还有已婚而未满六十整寿以及妻先亡而夫仍在世的，也是不可以葬入祖坟的。只有夫先亡而享有六十整寿，以及夫妻合葬，才可以葬入祖坟。这样的葬俗，死者就有了身份资格的不同。那么体现在上坟节俗上：已婚而享有整寿、或冥寿满六十花甲、合葬于祖坟的，是在清明正日上坟。已婚而因故未能葬入祖坟、而又是在冬至节后死亡的，也可在清明正日上坟；如果是死于冬至节前，尚未葬入祖坟，来年清明为死者的新坟新节，则又当新节和上坟皆在一百五日一并举行。至于死者为小鬼，清明享供也称不上坟，或是也给过个新节，都是例在小鬼日举行。所以平遥节俗上坟，以清明为正日；或因故而赶在一百五日上坟，也是有的；而小鬼日的上坟，可就是人们特别忌讳的了。平遥节俗，清明上坟例在清晨。这也有传统文化的讲究。二十四节气的名目，当数清明最富有春天的诗意美。《岁时百问》：“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讲得再通俗一些，就是这一节气的特点为天气清和、草木明茂。那么清晨上坟，天气清新，人气清爽，最贴切于清洁明净的意境。此其一。其二，古人讲孝敬父母，又有早晚请安的“晨省而昏定”之礼。事死如事生，那么清晨上坟，也取早晨问安之意。平遥俗语，又有“千里赶上坟”的说法。出门在外的人们，只要能赶回来的，都是早一两天就赶回家来祭祖上坟。如今有车的人多了，百里之内，打一个早起也就赶回来了。同祖坟的大家，还有个各小家不可以自行其便而多次去到祖坟的讲究。所以各家通常都要互相招应，会齐了一起去到墓地上坟。体现的是人丁兴旺、和睦相处、同心合福的传统家庭伦理。清晨上坟，总是家庭主妇们早早起来，将先已备办好的一座供品仪物，诸如供馍、蛇蟠儿、菜包、神锞鬼票、纸吊儿、一一放在篮子里，香酒为防折断倾洒，则应单另随手，上坟人一总带了，还须扛上坟头添土的铁锹，晚辈跟着长辈，一大家相随去到墓地，家家如此。出得村来，机耕路上行人小车不断，真是宋人笔记“四野如市”的景象。祭祀，平遥俗语称为“供献”。献，本义就是上祭。上坟供献，就地铺纸摆供。先得奉祀后土之神。方位在立祖坟头上首左后方；显贵之家，多立有“本山后土之神位”的碑楼。后土神前各家只供素馍四个，三下一上为一俸；尊长撮土上香，焚化黄纸神锞，奠酒，跪拜三叩首。然后各家坟前自供。先将纸吊儿插于坟头；坟前也供素馍一俸，蛇蟠儿摆在四周，再供上菜包三俸；撮土上香，人人必奉，讲究的就是个香火旺盛；跪拜尊长居前，焚化鬼票，奠酒，晚辈依序跪于其后，随礼四叩首。叩罢起身，孩子们乐于坟头上抛滚蛇蟠儿，大人们整理坟墓、培添新土。坟上长草为有生气；坟上无草为无生气。同祖坟或有后人未能赶回来上坟的，或有无后嗣的，侄辈也当代为上供添土，并将纸吊儿分页挂其坟头。传统观念认为，清明上坟，祖坟留有绝嗣坟头，是很不吉祥的。礼毕收供，先收坟前的，后收后土的，将余酒遍洒坟头，是为谢土之意。上坟返回时，通常要带回仪物三样：一是家中未剪神吊的，要从鬼吊上扯单页改作的神吊。二是折取柳枝。平遥葬俗，坟头植柳封树。存活的折柳自取；未能存活的，或沿途折取，或四野铲取一种最早新绿的棘荆，俗名为“棘枝”的柳条，以代折柳。三是还要在秋耕过的谷地里，捡取三、五茎多根须的谷茬。将神吊分页，绿柳新枝、和谷茬三样仪物带回一总插在家宅的大门小门上。上坟返回如此装饰门户，又有什么节俗文化的意义呢？插柳是古老的节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就有“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的记载。不过这一记载讲的是新正元旦的节俗。古人认为柳能辟鬼，如古代丧车称柳车，装饰棺车的帷盖以柳材为具，后世墓中镇物用桃弓柳箭，平遥葬俗出殡以大柳枝开道等等，即是实例。到了唐代，以柳枝辟邪之俗又移易到三月初演绎。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唐中宗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戴之可免虿毒。”而作为寒食清明的节俗，《岁时广记》：“唐朝于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顺阳气也。”以“顺阳气”释义，又当与五行学说：东方属木，其季在春；又十二地支方位，卯也在东方，而木、卯相结合为柳有关。到了宋代吴自牧《梦梁录》：“清明日家家以柳条插门上。”插柳以顺阳气的节俗就十分普遍了。那么平遥清明上坟返回来的门上插柳，也是一脉相传的古俗遗风。传统文化所谓的五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通常指黍、稷、麦、菽、麻，山西广泛种植的谷子，就属于稷的一种。《说文解字》：“稷，斋也。五谷之长。”是说，稷在百谷之中，具有高古的文化身份，上古特以稷作为祭祀百谷之神的供品。而百谷之神，以及上古主管农植的官，也都称之为稷。农耕文化特重土地和百谷，将土地之神的社和百谷之神的稷，合起来称为“社稷”，以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和代称。《白虎通·社稷》：“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讲的就是国家立有社稷坛以奉祀的意义。那么家国一理，民俗观念将谷子作为象征家族兴旺的吉祥物义，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再来谈谷子的特征意象。平遥农谚说：“谷三千，麦陆十”，讲的是丰满谷、麦的穗籽粒，麦穗约为六十粒，谷穗约为三千粒。谷子是为“多子”之象；谷子又是单子叶，须根系禾木作物，秋耕翻起来的谷茬，其发达的须毛根，结合多子联想，有如老寿星的大胡须，而以谐音见义，胡者，福也，是为“多福”之象。那么已寓意多子多福的谷茬，作为上坟之礼收关的吉祥物仪，插在家宅的门户上，这是平遥清明节俗又一例看似寻常最奇崛的文化创意。以象征性的意象形态，寄托人们的美好愿望，这就是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主题意义。就举平遥清明节俗来说，上坟祭祖，是清明节俗的文化主题，寄托着什么美好愿望呢？那就是家族兴旺。以什么为象征性的意象形态呢？青蒜苗和黑豆芽的根苗生旺，蛇蟠儿谐音的奢盼儿，富贵不断头的卐字纸吊儿，大家庭结群上坟的人丁兴旺，坟前撮土人人上香的香火旺盛，坟头添培新土的后继有人，以及多子多福的谷茬和春意盎然的新柳插门，等等。这一路移步换形的意象形态，真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极具个性；但却贯穿着一脉共性的主题精神，那就是家族兴旺、辈辈传承。由于有着共性的主题，才使得在自古传承中丰富起来的诸多个性创意，又象是一人一时的整体设计；这正是平遥节俗文化最为引人入胜的所在。三鬼节墓祭，以清明最为隆重；而清明墓祭，又以为死者新坟的过新节最为隆重。所谓新节为什么是指新坟而言，而不是指新丧而言呢？因为多年的干骨旧坟，一旦移葬而重建新坟，还要为旧鬼的新坟重过一个新节。新节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呢？传统文化，谓人的住处称阳宅；谓鬼的葬处称阴宅。阳宅、阴宅都有一个安居的迷信观念。所以新居落成、或乔迁，特重“暖房”的祭祀；新坟安葬后过了一定的时日，也特重新节的祭祀。道理是一样的。这从新节祭祀必要烧醮一座阴宅安居工程的纸活宅院来看，就是明证。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判。这里讲的过了一定的时日，是从死者过世的时日之在冬至节前、或节后来界定的。如果死者是在冬至节前过世，那么到来年的寒食清明，就可以为死者的新坟安居过新年；如果死者是在冬至节后过世，那么就得到来年又来年的寒食清明，才可以为死者过新坟安居的新节。形成这样的葬俗和节俗，也许与迷信观念附会一百五日有关。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寒食。而平遥俗话讲迷信的宜忌，有“百无忌数”、或是“必无忌数”的说法。民俗以“百五”与“百无”、或“必无”谐音作附会，认为死者过世满一百五百，就无所忌犯而百（必）无忌数了。那么冬至节前过世的，到来年寒食清明过新节，时日最短也满一百五日了；而冬至节后过世的，到来年寒食清明，迷信理论上讲，就不满一百五日。况且，丧礼还有一个过“百忌”的讲究，总不能在过世于冬至节后的短时日内，连“百忌”都没有过，就先来过新节吧！平遥葬俗的墓葬形式有两种：一是“上穴”；一是“壁殡”。所谓上穴，就是或迁新坟立祖，或入葬祖坟，各有定位，而以整座坟头的形式安葬于正穴。所谓壁殡，就是没有条件上穴安葬，是于地堰底下靠壁，以半座坟头的形式暂作寄葬；所以壁殡又称为“寄埋”。上穴有两个基本条件，即已婚而满六十整寿。（冥婚冥寿也算。夫妻合葬，则妻子不论年寿。）立祖条件要更为严格。如：非原配合葬、非正常死亡、残疾、以及无子嗣者，就不能立祖。不够上穴条件的，如：未婚、未满六十整寿、先亡之妻、夫已上穴（未满三年）而妻不能合葬，以及少亡，只能壁殡寄埋。那么论到过新坟新节：上穴的新坟新节，例以清明为正日；壁殡寄埋的，例以一百五日（寒食）为正日；而少亡小鬼就只能以小鬼日为正日了。移葬（也称倒葬）的新坟，又得重过新节。而正日有别，并同上例。新节墓祭的隆重，主要隆重在烧醮的纸活上。纸活或市买，或自制，都须先期备办。纸活品类繁多，大体可分为安居、安家、和超度三类。安居类的主件，为纸活宅院一座，称为“厉堂”。（平遥方言读作“离多”）附件为所谓的前院“摇钱树”，后院“聚宝盆”。安家纸活，事死如事生，举凡家庭一应用物，注入铺盖衣物，家用电器、以及高级小轿车等等，应有尽有。超度纸活则是儿孙男女人人一杆的“幡儿”。纸活宅院，称为厉堂。单说名目，就很有文化内涵。厉：恶鬼；也指绝嗣无后人奉祀的游魂野鬼。厉堂之祭，始于周制，是国家公祭绝嗣亡灵的祀典，并且分级立祀。《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七祀”，其中有“泰厉”。疏：“曰泰厉者，谓古帝王无后者也。此鬼无所依归，好为民作祸，故祀之也。”又，诸侯立五祀有“公厉”；大夫立三祀有“族厉”。历代沿袭，之于明、清，各省府、县都建有邑厉堂（坛）。如平遥县的邑厉坛就建在城北尧王庙山门外之东。例定在每年清明节致祭，公祀一应绝嗣亡灵，特别是因战事、灾疫死亡而不能归葬故土者。平遥节俗演绎为新坟新节的阴宅安居工程，并稳定传承，意义在于亲人亡灵得免因流离失所而成为游魂野鬼。纸活的厉堂宅院，制作工艺富丽堂皇：楼阁庭院，脊兽飞檐，垂花廊柱，门匾楹联，彩绘一新。其精美奢华，比较民居的富家大院，有过之而无不及。摇钱树也是古俗遗风。汉墓出土的摇钱树为青铜制件的陪葬品。平遥新节的摇钱树多为家人自制。大柳枝是新丧期间和引魂杆、哭丧棍一起砍伐的，干到清明前夕再作装饰。通常在枝冠上扎花叶，一岁一花、只多不少，花叶间多垂白纸钱吊带，上面还要粘缀金、银箔元宝纸锞。五彩缤纷，富丽奢华。厉堂、摇钱树每样只一件例由孝子备办。而聚宝盆则例由亲戚家奉献。聚宝盆以名目而论，始于明代；以形态而论，则最早的记载见于宋代；而以意象而论，则又为佛教文化的盂兰盆。古俗，如在宋代，盂兰盆例在七月十五中元节烧醮；后世如平遥民俗演绎而成为聚宝盆，则又成为亲戚墓祭的通用纸活。聚宝盆形态，为六角开片出檐蓝盆，盆中起椎尖纸箔金山或银山，外檐六角再起椎尖火焰围柱，椎尖顶竖三角小旗一面（见图）。煞是宝气腾焰。纸活幡儿以意象形态而论，是多元文化的结合；以意义而论，则是佛教文化超度亡灵之灯。幡，或许又应写作“旛”。可知是从古代的旗旛演变而来的。幡儿有两种形式：死者的儿辈为宫灯式幡儿；孙辈为沙锅顶式幡儿。宫灯幡儿的形态：上部为一座围栏起柱、僧帽出檐的六角宫灯，六角插飞各起兽头，下垂彩穂；灯座下缘，每一直边各垂旌旗飘带三条，而以腰牌连缀为一组，共六组十八飘带（见图）。沙锅顶幡儿的形态：上部为圆缘、十字花樑穹顶；下部垂无腰牌十二飘带。而再要细分：上部灯式，皆为五彩；下部飘带孝儿、孝女为白纸飘带；侄儿、侄女，以及孙辈，皆为三色相间的彩纸飘带。灯体样式之不同，体现的是长幼有序；飘带素、彩之不同，体现的是亲疏有别。近亲子孙，人人各献灯幡一杆，既为死者消灾免难，又为死者投台转生照明阴间的道路。墓祭供品：后土神例为点红素馍一俸。祭死者：旧时各家皆为大花馍一俸，供菜四碗；男性死者，供佛手大花馍，女性死者，供莲花大花馍。如今简化，孝子儿女阖家供菜四碗，大花馍一俸；侄儿侄女及亲戚，皆供点心之类。亲戚致祭，家家必有纸活。或自制，或市买，如聚宝盆、家用电器、小轿车之类；也可各家给以纸活钱而由主家一体备办。纸活无论自制、市买，皆不糊底，都是于当日腹中装上鬼票，是为“不空”的讲究，然后再现糊底子。新节正日，倒在近午时分致祭。亲戚到齐，共同糊了纸活底子，大家分带纸活、祭品，还须带铁锹一把。去到墓地，例由长子主祭。先供上后土神，再于坟前致祭。先摆上供品，主祭撮土，上香一把，人人有份；焚化鬼票、奠酒。然后烧醮纸活。在供品、香堆之前，挖一浅坑，正位摆上厉堂，前院插上摇钱树，后院摆上聚宝盆，点燃后，众人将各自手中的幡儿、及其它一应纸活一一烧醮在厉堂宅院之内，孝子们一面烧醮、一面还要呼唤：“爸爸妈妈收来吧！”侍纸活燃烬，复土填坑以防火。然后由主祭引领，众亲属长幼有序随礼跪拜，四叩首。礼毕收供，先收鬼供，后收神供，余酒遍洒坟头以谢土。墓地大忌连日重祭。所以新坟新节，主家总是连同上坟一体进行。先新节而后上坟。新节祭奠烧醮以后，女孝亲人哭于墓侧，这也是哀情常理。然而可以哭、不可以哭，又有两种情形：旧坟地的墓祭、可以哭；而新坟地立祖的墓祭，则三年不见哭声，所以新坟地立祖的新节，是不可以哭的。这也是平遥自古约定成俗的通例。礼毕返回，午宴招待众亲。众亲属的纸活、供品，主家都得各有回礼。新坟新节墓祭，也是传统的古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寒食清明的上坟扫墓，“一百五日最盛”；又讲到“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又明清时期，见于《北平风俗类征》引自《燕都杂咏》有注：“新葬者祭扫较早，在清明前，俗谓新坟不过社”。都讲的是新坟祭扫，但时日又各不相同。至于古俗的新坟新节是如何讲究和演绎的，那就不知其详了。传统迷信观念，特别讲究兴工“动土”的宜忌。有句俗话，说是“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足见“太岁”是动土的大禁忌。那么什么是太岁呢？这又与古代天文历法的“岁星”有关。岁星，就是金、木、水、火、土，五星中的木星。古代天文学家观察，木星运行一周天为十二年（实际为11.86年），就把黄道一周天分为十二等分，称为“十二次”，木星每年运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以之纪年。所以木星称为岁星。但岁星运行的方向为自西向东，与将黄道分为十二地支的方向正相反，这在和后来的干支纪年法的应用上是很不方便的。为避免这种不方便，古代天文学家又假设出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太岁星来，作与岁星相反、而与十二地支相随应的运行，以每年太岁所在的部位来纪年。这就是说，太岁纪年法也就是后来一直沿用至今的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就是以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两相配以纪年，名目依序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壬戌、癸亥六十年周而复始。又，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既是时间概念，也是方位概念。如讲天干方位：东方甲乙、南方丙丁、中央戊己、西方庚辛、北方壬癸；讲地支方位：一周天十二地支均等，大体上讲：亥子丑在北、寅卯辰在东、巳午未在南、申酉戌在西；当然又：丑寅为东北、辰巳为东南、未申为西南、戌亥为西北。而太岁正是和十二地支相应运行。这就是说，太岁原本是一个天文历法的虚拟的概念。后来讲迷信的星命术数家将其附会神化，说太岁有“人君之象”，统驭众神，是“年中天子”；认为太岁运行所在的方位，所值的时日，神圣不可冲犯。特别是在兴工动土上冲犯太岁，是为大凶。这一迷信观念早在汉代就已形成。东汉王充《论衡·难岁》：“俗人险心，好信禁忌。……《移徙法》曰：‘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那么什么是“抵”和“负”，又什么是“岁下”和“岁破”呢？《协纪辨方书》引《广圣历》：“岁破者，太岁所冲之辰也。”又引《明时总要》：“岁破者，子年在午，顺行十二辰是也”。就是说：太岁所值的当下，就称为“岁下”；而岁下所对冲的，就称为“岁破”。如太岁在“子”年，是为岁下；而与“子”对冲的“午”就是岁破。顺行一周的十二辰，皆同此例。那么兴工动土正当太岁所在的岁下，这就称为抵太岁；而兴工动土正当太岁所在的对面，这就称为负太岁。岁下和岁破相对冲，皆为凶辰，所以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那么兴工动土无论是抵太岁，还是负太岁，就都是所谓的“在太岁头上动土”了。不妨再举平遥民俗的讲究、而以南北东西四正方位为例，来说明岁下和岁破相互对冲的关系。比如：适值子年，那就是岁下为子、而岁破为午。子正位于北，午正位于南。所以择吉先生们就会说：这一年也是南北不空；反之，适之午年，先生们也同样会说：这一年也是南北不空。而适值东西正位的卯年、或酉年，也同样会说是：今年东西不空。这里的“空”，方言读作“控”。所谓的“不空”，就是说太岁值某年，而岁下和岁破之所在，皆不得闲空的意思。也就是太岁之所在，是为不空。兴工动土、或者移徙（乔迁），犯之，那就是大凶了。那么太岁值年既然有这样的禁忌，是不是可以通过择取吉日的方法，来避免在太岁头上动土的禁忌呢？是可以的。那就是择吉在“偷修日”动土兴工。所谓的偷修日，是太岁出游的日子，通例在干支纪日的子日出游，而在巳日回宫。如：太岁东游在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日；依此类推，南游是在丙子日出游，辛巳日回宫；中宫游是在戊子日出游，癸巳日回宫；西游是在庚子日出游，乙巳日回宫；北游是在壬子日出游，丁巳日回宫。这就非常具体地知道了太岁在一年中出游所在的方位和时日。那么正确的选择偷修日，应根据工期相应选在太岁出游日的前一天动土兴工，而在太岁回宫日之前完工，这就绝对不会冲犯太岁。选定在太岁出游的前一日，而不是想当然的任何一日，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选太岁出游日之后，而在太岁到来时还不能完工，那就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冲犯太岁了。那么还有没有选择相对简单，以之为动土兴工的首日，之后可以不忌工期长短的偷修日呢？也是有的。《玉匣记》中就举有八个“大偷修日”，为：壬子、癸丑、丙辰、丁巳、戊午、已未、庚申、辛酉日。说这八天是凶神上天回报工作的日子，在这八天中的任何一天破土动工，诸神祗回宫后都会认可既成事实，而不予计较，那么整个工期无论长短都百无忌犯，所以称之为大偷修日。那么还有没有更为方便的、连偷修日也不必讲究就可以动土兴工的时日呢？有，那就是在清明节下即平遥民俗所谓的“清明前三日、后三日”。不过，听起来似乎是七天，实际是以清明为节点，或以清明前属、或以清明后属的前后五天。更为吉祥方便的是，在这五日内动土兴工，无论是阳宅、还是阴宅，也无论工程大小、工期长短，都是百无忌犯的。不过，一般说来，都以赶前不赶后为敬慎；而阴宅工程则又当在这五天内完工为好。那么又为什么例定以清明为节点、而又以例定在清明节前动土兴工为吉祥呢？这就又当与社日的祭祀土神以报功有关。上古确立社日，是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这是一个动态的日子，大体是在节气的春分和清明之间。这对于大众化的以其为节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后世的民俗演绎，就把社日谢土的意义移易到就近的清明节下来体现。举一个阴宅的例子，新坟新节例在清明正日、及之前来过，并且还过得特别隆重，其中就内涵谢土报功的意义。这就是旧俗讲究“新坟不过社”的道理。阳宅也一样，赶在清明节前破土动工，即使只是素馍小祭，也算尽到了先期谢土的诚意。那么民俗观念认为最为厚道的土地之神，自然会保佑平民安居工程的顺利和吉祥。平遥清明节俗，与动土相关，可以分阴宅、阳宅两方面来谈。阴宅动土自然讲的是安葬。然而新丧安葬并不属于清明节俗范畴，属于清明节俗的是旧坟的安葬。前面讲了，平遥节俗，入葬祖坟上穴是有条件的，即已婚和满六十整寿。这里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为夫的先入葬。而为妻的呢？先亡而已满六十整寿，也没有资格先入祖坟，只能作壁嫔寄埋；等到丈夫新丧，才能以湿骨带干骨的形式，随夫合葬祖坟。如果夫先亡入葬祖坟，后亡之妻，也须得亡夫入葬已满三年，才可以倒开夫墓而以新丧合葬。如果夫葬未满三年，那亡妻就还得先做壁嫔，满三年后再以干骨合葬。不过，湿骨带干骨入葬祖坟，也并不是只属于丈夫的特权；比如夫先亡而因故未能以新丧入葬祖坟，也得先作壁嫔，到妻后亡，丈夫壁嫔已满三年，也可以由妻新丧之带夫合葬祖坟。如果丈夫壁嫔未满三年，而妻后亡，那就得再将妻也壁嫔满三年以后，夫妻才能以干骨合葬祖坟。未婚及少亡的壁嫔，满六十冥寿而配以冥婚，（哪怕是以意象偶人相配）同祖坟的后人，也会以亲人新丧而将其带入祖坟上穴安葬。（女儿家之丧，只能冥婚。这里不作讨论）那么这样的葬俗，除了新丧的湿骨带干骨入葬祖坟以外，其它的壁嫔，通常都是在清明节下移葬祖坟。此外，又如风水意义的坟地建设，后立墓碑，墓穴浸灌塌陷的填复，等等，也都是在清明节下动土兴工。并且也都是赶在清明节前动土，保证在五日内完工。阳宅的新建宅院，也不属于清明节俗范畴，属于清明节俗的是居家宅院的修缮。比如扫房补瓦，就是年年清明必作的工程。看那平遥旧时的宅院，或在门洞顶上，或在单坡房顶的后脊上，建有矮垛，其间以筒瓦、或板瓦码作好看的花样，既能起装饰作用，又能防歹人的爬墙入宅、而发出声响，所以称为“响墙”。其实更主要的是备存年年清明扫房修补的用瓦。居住房子的人家，人手须勤。一年到头，雨浸泥剥，风吹草籽，总会房顶长草。特别是一种瓦楞草，习性只生长在房顶上。然而素常是不可以清除的，一要拔根带泥，房顶就要漏雨，所以总是在年年清明节下扫房抹补。虽然小小工程，却也属于动土。平遥俗话有言，“抹火灶也是动土”，何况是抹房。不过清明修缮的用土，并不是起自当院，所以当下不必祭祀，但居家寻常的用土，在每年的十月十五，也是要一总谢土的。相关节俗，且待后文作专题讨论。最后谈一谈平遥清明节俗与辟邪有关的两种意象形态：“五色轮吊儿”和“悬炭”。邪：不正；邪祟。可以理解为一切不利于己的事物和现象。而辟邪就是通过某种象征性的意象形态，来阻隔、抵御、镇伏、克胜一切不利于己的因素。辟邪是通俗的说法，古代的方技术士们讲得甚为神秘，称之为“厌胜”。又，纳吉和辟邪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总是相依相存地内涵于同一意象形态之中。例子举不胜举。如前面讲过的年节贴春联（桃符）、赏压岁钱（厌胜钱），清明节插柳、插纸吊儿等等。而清明节是为鬼节，相关节俗诸如上坟、新节、移葬、动土、谢土、及太岁冲犯等等，都是涉及神神鬼鬼的演绎。所以民俗观念在清明节下，就特别注重家宅、家人的辟邪，而自古传承的辟邪物仪，要深入探讨，还是很有文化意义的。平遥清明节俗，家人辟邪，最为通行的就是系一绺大红布条。旧时多明系在衣服的下扣处；如今多暗系在裤襻上。未满十二周岁的孩子们，元气尚未生足，更须特别保佑。所佩挂的辟邪物件，其意象形态为：物件长约五六寸；上端是一只小巧精致的绢制锦鸡，有的还饰以鸡羽；下留长线，穿一瓣紫皮蒜瓣；再往下，穿以用五色布料剪制的五枚圆轮，铜钱大小，依五行相生的青、赤、黄、白、黑为序，（绿蓝皆为青）圆轮之间各穿半寸多长的麦秸粗管为间隔；下端再以乱麻头扎一把小小的扫帚为垂穗；一总串成一个吊儿。佩挂在孩子们的哪个部位呢？男女有别，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男儿挂在领背，女儿挂在胸前；一种分男左女右，别在肩头，垂于臂侧。这样的意象形态，该作如何解读呢？雄鸡司晨，唤醒太阳，是神话桃都山大桃树上“天鸡”的取义，所以百鬼畏之；而其中也暗寓“日”的内涵。蒜为五辛之一，通阳气，所以能辟除阴气，秽气；而其物形半圆，所以又暗寓“月”的内涵。民俗通常以七枚铜钱象征北斗七星，那么五色五轮就应是木、火、土、金、水的五星意象，五轮以麦秸为间隔：隔，平遥方言读作“吉”，是秸、隔皆以谐音见义为“吉”。扫帚扫除污秽，民俗常以之为辟除邪祟的镇物。一总串成吊儿，吊，应作古文字的“弔”来理解，虽然是一串软件，却内涵弓箭的意义。这诸多物象，单看似乎驳杂，但串在一起，却形散而神不散，一以贯之地体现的是同一个主题，那就是納吉辟邪。佩挂的形式，也一样有文化的讲究。颈背为阳，所以为男式，胸腹为阴，所以为女式。而依男左女右别于肩头，肩，谐音坚，键，寓意自强也；垂于臂侧，臂与辟谐音，膀臂前后一摆，吊儿晃动必斜，又当是辟邪的动态表意。民俗创意，不知有多少的奇思妙想，都花在对孩子们的精心呵护上，成就了这么一件内涵丰富，物象吉祥的护身符。难怪至今清明节前，仍然有市面出售，注重传统文化的母亲们，买了佩挂在学龄前宠儿的身上，特别显眼别致。谁又能说这只是一种迷信呢！“五色轮吊儿”这个名目，是本书尽可能贴切于物象形态而拟定的，平遥俗称为“红蓝纸吊儿”，称名“红蓝”显然是以谐音见义，取将孩子们未定之魂挂住，别让邪崇勾去之意，然而五轮却并不是纸制的。至于在创意之当初，是不是以曾有一个典雅的名目没有传承下来，那就说不准了。如果说：“红蓝纸吊儿”虽然形态别致，但从名目到意义，总不免俗气，那么保佑家宅平安以辟邪的“悬炭”，却确是一件取义于经典的神符。或许在物象形态上未必是原生态的样式，但其文化意义却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来看有关“悬炭”最早的文献记载。东汉王充《论衡·涧时》篇中讲到：世俗起土兴动，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试作释义：民间动土兴工有这样的习谷，说是太岁和月建之所在，会对某一方位形成侵蚀（害），被侵害的方位是要死人的。假如太岁行到“子”的方位，那么太岁所侵害的方位就在“酉”；又如正月的月建在“寅”的方位，那么月建所侵害的方位就在“巳”。这就是说，如果太岁和月建所在的“子”“寅”两个方位有破土兴工的，那么相应处在“酉”“巳”这两个方位的人家就会受到侵害。那么受侵害的人家有没有辟邪厌胜的方法来克胜侵害呢？是有的，那就是以五行的象征物金、木、水、火、（土属中央而不用土）以作克胜。以大的方位，即东西南北是正位而论，假如太岁和月建所侵害的是西方的人家，那么西家就应当以“悬金”来克胜；假如太岁和月建所侵害的是东方的人家，那么东家就应当以“悬炭”来克胜。这样就可以保佑家宅家人的平安了。这显然是与动土相关的古老的迷信。当时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文中也对这种迷信作出了否定和批判。而传统迷信观念，将其创意为一种民俗文化的意象形态，传承了两千年，那可就称得上是民俗文化意象形态的经典范例了。在移风易俗的历史演进中，民俗文化典范的意象形态，总是在由博返约、删繁就简中形成定型。最后约定成俗为大众化，又一定是易于理解的、简单易行的，并且还是美观好看的形态。这才具有文化的意义。比如平遥清明节俗的“悬炭”就是一则典型的范例。清明节下，备不住周围邻居、或是哪个方位、谁家动土建宅、谁家新节、移葬，况且家家都在扫房修缮，而要讲迷信的冲犯侵害，那可真是防不胜防。如何辟邪厌胜呢？自古传承有简易之法，保佑家人平安，系一绺红布条即可；保佑家宅平安，窗户上吊悬一小块煤炭即可。巧手的家庭主妇们，可不晓得“悬炭”这个经典的名目，但形式却创意得特别艺术。以一小方红簾纸（粉红色），呈三角对折，两下角再作对折合于上角，再左右两边对折，然后左右横三、四开剪口，散开拉长，即是一个红纸小网兜；内放小小一块煤炭（山西称煤为炭），吊悬于外窗户上，甚是别致。确是没有个通行的名目，就只称为吊炭的吊儿。而要问这吊炭的意义，都是脱口而出，简单明了，就是“辟邪”。至于古有东西南北、金木水火之不同讲究，没有必要细化，只取其一以代其它即可。并且住在东西南北的各家都可以悬炭，也一样有克胜邪祟的意义。如今，注重传统的人家，清明节下，在剪制上坟纸吊儿的同时仍然还要剪一个悬炭吊儿，粘挂在窗户上，认为这是很自然的节俗，谁还会以迷信来意会它呢！专门讲迷信的先生们，又将悬炭这个意象形态中的炭块，称为“大将军”。这自然是迷信意义的大将军，更有辟除邪祟的威势。（关于这一点，这里没有必要展开讨论）由此引申的辟邪形式，平遥民俗又有两种：一是大年节俗置于外窗台上，套红簾纸腰带的大煤块。一是初生婴儿三日许人探视，通常剪两枚大红纸钱置于门外两旁，纸钱上各放一小块煤炭；还有初生婴儿出行，所经过的门前、街口也如此例。都是以大将军保佑、护卫平安的民俗讲究。不过这连类而及之谈，可就不属于节俗文化的范畴了。（图片来源：赵永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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