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母亲是中学同学，因而我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生活在同一个川东县城里。这个县城依山傍水，离成都公里，重庆公里，从县城走出了中国当代历史最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我从小跟随外公外婆生活，直到上学才回到父母身边，受长辈影响至深，感情甚笃。

爷爷出身贫寒，往上数两代，是清末由福建山区出发，一路向西讨生活，最后到这个川东县城落脚的小生意人。30年代中后期，十多岁的爷爷闯荡当时商埠云集的重庆，进到一家银行做学徒，从学徒一直做到经理。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也是进银行坐柜台，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骑车到营业点，扫地抹桌，给师傅洗茶杯泡茶；到开门上班时，如果师傅来了茶还没泡好，就会被一通训斥，大概就是重复了爷爷几十年前的经历。

40年代中期，作为陪都的重庆工商贸易蓬勃发展，路途又兵匪横行，经营沿江生意的商人对金融服务需求旺盛。羽翼长成的爷爷从银行离职，和合伙人一起创立了自己的票号，专门经营从重庆到老家县城的银票汇兑。几年时间里积累起可观的财富，我看40年代末父亲和大姑小时候跟爷爷奶奶的全家合影，照片里的家人们衣着鲜华，明显生活优渥。

年，时局动荡，为避祸求安，爷爷变卖了重庆的资产，回老家置业生活。他用在重庆经商积累的财富，在县城正街上购买了大片房产。其后几年的社会改造中，这些房产绝大部分都被充公。我小时候去爷爷家，那是一大片、进深极长的县城中心的街边大屋，记得面向大街的门面是一个裁缝铺，后来听说这片屋子被充公后，被爷爷家原来的工人、后来干裁缝的那一家人所占用，大屋中段的房间被多家居民分住。穿过一个又长又黑、充满霉味的通道，到尽头是天井和厨房，屋后天井边的一楼一底，才是爷爷以及伯婶们的住所。

在三五反期间，爷爷被人举报虽然上缴了房产、商铺，但是还私埋了一坛黄金。他被抓起来吊打了一天一夜，最终交代出了埋金之处；这坛黄金不仅换回了爷爷的肉体性命，也换回了他后半生的政治生命。其后，他担任县工商联副主席之职数十年，直到退休。

早年积累的财富多少延续影响了爷爷家的整个50年代，支持大姑和父亲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父亲的大学同学合影里，他穿着的皮鞋在一片朴素的布鞋中显得鹤立鸡群。到60年代后，爷爷家就逐渐坐吃山空，小叔小姑们再也没走出县城。爷爷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篇回忆录，他对于造成自己大起大落人生的政治变迁的评价褒贬，我的长辈们对此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这份回忆录也就不被公之于众了。

尽管家道中落，我记忆中爷爷的县城生活仍然保留着40年代金领阶层的格局气度。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保留着记账的习惯，屋子随时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桌面光可鉴人，吃饭前甚至要用酒精棉球消毒餐具。

因为见过了鬼门关的大门的样子，爷爷为人一向谨小慎微，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

和商人出身的爷爷相比，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县城，我外公则是另一副景象。他的理智、渊博、随性、豪侠、理想主义，当地一方大儒的江湖地位，在我心中定义了“知识分子”形象的标杆。

外公在邻县出生，从小接受的是乡村私塾教育，30年代末只身去重庆赴考，居然考上了重庆大学冶金专业。那时重庆大学由刘湘创办不久，在全国、全球广揽教授，抗战期间发展成为国立大学；而那个年代冶金专业的社会影响，大概等于今天的人工智能。

毕业后，外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钢厂上班，而是回了老家教中学。

40年代末，那里正是川东游击队活跃地区，可能是受到西式教育影响，外公的学校和家里成为了这些地下组织的秘密集结之地，多年后的文史文献记录里，还讲述了外公掩护传说中的“双枪老太婆”团队的故事。在这期间外公加入了党组织，然而由于单线联系及组织被破坏，解放后外公的党组织关系一直未被承认，并且还成为了那十年期间的罪状。直到八十年代末，年已七十的外公正式入党，虽然程序上来说是新入党，外公却认为自己是事隔四十年被重新承认身份，是他的人生新生。

解放前后，外公终于干了一段时间矿山技术人员，并随后转到老家县城里的中学任教。可能由于是县上仅有的大学文化人，他担任了县行政领导，使得我母亲在50年代末进大学及以后初入工作期间，一直受到干部家庭出身的激励。

到60年代末期，外公顺理成章地被打倒，被从学校宿舍赶出来搬到一条偏僻的小街民房。我的童年就是在那个屋后是小溪竹林、最里间面向小溪竹林的吊脚小屋是外公的卧室兼书房的房子里渡过的。当我成年后读到《约翰克利斯朵夫》“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腾”时，脑中浮现的意象居然是那个小屋的滔滔水声。

我印象中外公的小屋里杂乱地堆满了英文书籍，从字典、数学教材，到冶金、建筑专业书，还有各种计算尺、绘图工具、硫酸纸和图版。被褫夺了职务的外公捡回了二十多年前的习得的一身武艺，在那十年期间设计了老家县城里从火柴厂到火葬场等一系列大型建筑，并指导施工。因为大学时专业课是外国教授用英文教的，外公爱用英文跟我讲窦尔敦盗马的故事，后来我回到父母身边念小学时，还时常用英文给外公写信。

和爷爷清淡严谨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外公的生活不拘小节，也从不算计。他一日三顿都要喝三两白酒，自己烧菜，喜欢好茶，用烟杆抽手卷的“叶子烟”。即使在生活最清贫时，他也常让姨妈们去街上切烧腊回来下酒，还夹出最好的一片肉给我吃。外公并不是只对自己大方，时不时有乡下的远方亲戚到外公家白吃白住一段时间，走时外公还顺手送上一笔钱，他的豪爽远近闻名，深刻地影响了我母亲这一系。

80年代后外公恢复待遇，重回官场，可能是建筑设计资质管理严格化了，我猜外公早些年都是在无证设计，后来他再没有设计过建筑，而把兴趣爱好转向了中医和格律诗写作。外公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金钱的遗产；出殡之时，半个县城的亲朋好友、学生病人前来送行，盛况空前，那是什么金钱都换不来的荣耀和精神财富。

虽然前后当了几十年县级领导，外公从没给我留下蝇营狗苟的官场印象，唯一可能有点联系的是我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外公让我去找了一位称他为“三舅”的远房亲戚，而这位亲戚竟然是中国世纪政治伟人的近亲。不知道那位仅仅是省级机关科级干部的亲戚打招呼是否在我找工作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总之这是我唯一留下的外公跟官场有联系的印象。

写到这里，可能大家觉得我对奶奶和外婆着墨甚少，我并没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她们都养育了五个以上的孩子，然而在那个年代，女性的确只能扮演家庭妇女的角色。这折射了六十年以来，中国妇女的解放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奶奶在我很小时就去世了。外婆是大家闺秀出身，下嫁给穷书生的外公，在当地也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据我母亲回忆，外婆娘家的大院子由高墙包围，围墙四角之上有炮楼，由家养的武装人员把守，备防土匪。这一切都在49以后都荡然无存，时代变革甚至使外婆的家人失去了生命。

外婆做过小学教师，外公给我用英文讲故事可能还算是逗小孩玩儿，而外婆则是认真教我读书写字，使得我七岁回到父母身边时，已经能够全文默写《沁园春·雪》，以此雕虫小技震惊了小学校长，允许我破例跳级插班入学。

今天是中元节，我默默地感谢先辈的在天之灵，保佑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自己，能平安、顺利，感恩他们塑造了我的做人标准。

??????为先人点上一桩香，放飞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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